——深切缅怀我的父亲李若松
今年6月5日，是我敬爱的父亲李若松逝世30周年纪念日。弹指一挥间，父亲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那坚信笃行的共产主义信念，他那为了民族解放运动英勇奋战的精神，他那一身正气、甘为民仆的执政风格，他那脚踏实地、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以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勤奋好学的优秀品质，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令我终身难忘。
父亲1913年8月出生于启东大同乡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了，但他对文化学习丝毫没有放松，除了跟着当私塾先生的祖父学习国文，还常常去学堂的窗外偷听老师上课。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使父亲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祖父去世后,才十八岁的父亲正式接过祖父的教鞭当起了私塾先生，承担起赡养老人和教育弟妹的家庭重担。
苦难的岁月磨练了父亲坚强的意志，腐朽的社会制度激起了父亲对万恶社会的仇恨，萌发了立志救国救民的激情。十五岁那年，父亲就率领大同乡附近农民参加了反对地主剥削的农民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十分愤慨，对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非常敬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父亲毅然拿起笔,撰写了很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稿件,在《启东报》《启东导报》《启民报》《江海日报》《沪报》上发表。一篇篇催人奋进的文章,犹如一把把火炬点燃了家乡民众抗日的激情，同时也像一把把尖刀刺痛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脏,他们多次对我父亲进行威胁。但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继续进行宣传。
1938年，父亲首先与龚凤池、姚力、秦镜等人组织了抗日游击小组，不久在启东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父亲先后任中队督导员、中队副兼随军记者等职。1939年春,父亲与王新宇、许诚、沈维岳等组织了启东自卫总队县常备队，后改编为“抗战支队”第二总队二大队,父亲任第六中队长。后来，这支部队在凤凰桥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而被打散，但父亲毫不气馁，回家后继续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为掩护，暗中与失散的战友和进步青年联系，伺机重新召集队伍，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抗日。日伪军对父亲恨之入骨,四处张贴告示，妄图逮捕我父亲。1939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正在灶口烧火的姑妈从后窗发现北河岸有几个可疑的壮汉正向我家走来。姑妈忙喊我父亲看,父亲一看就知道是来抓他的，连忙机警地将一支手枪隐藏在一只抽屉托板里，把另一支手枪放入篮子用块围裙布盖上，就手挽篮子急忙跑出家门,避开了敌人的视线,从容地脱险。敌人气势汹汹地在我家翻箱倒柜,到处搜索,找不到我父亲，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敌人的不断追捕，丝毫没有动摇父亲抗日到底的决心。当父亲得知在离我家二三里路的南埭有一个汉奸特务，依仗日本人撑腰,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老百姓对这个汉奸恨之入骨时，父亲迅速召集已经失散的战友秦镜、王兴斋和董育才三个同志商量,决心要为民除害。在父亲的精心组织下,他们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具体方案。那天深夜，父亲在家坐镇指挥,秦镜、王兴斋、董育才三人，把早就藏在各自家里的短枪取出，很快潜到汉奸家。几分钟后，只听得“啪!啪!啪!”三声清脆的枪声，正做着美梦的汉奸被送进了地狱。他们把事先写好的判决书“汉奸下场!”往尸体上一丢，迅速撤离，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第二天，得报的鬼子和便衣队四处搜索，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好不了了之。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一时人心大快。
1940年，父亲和许诚又重建了一支抗日小部队，并编入了县常备队。不久,他们得知原在抗日义勇军中的战友王澄、姚力的“第四大队”在泰州港口镇举行了反内战的暴动,投奔了新四军,被编为五团,并已在挥师东进,父亲与他们取得联系后决定策应。这年10月,新四军东进三阳镇，父亲与张侠风、龚乃粟三人代表启东各界人士前去迎接。新四军东进汇龙镇后，父亲和许诚带领部队公开投奔了新四军，改编为五团三营，父亲任三营七连连长。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母亲和姑妈以及两位叔叔都先后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5月,父亲进入抗大五分校学习。他们五人在盐城抗大胜利会师。我母亲和姑妈在女生队,大叔在政治队,小叔在军事队。后来父亲调部队做队列工作兼盐城卫戍司令部秘书，同年12月，又调海启总队任代理参谋长、海启警卫团副参谋长。1942年8月,调任启西区区长(中共区委委员)兼区大队长、独立营教导员。当时，这个区伪化趋势十分严重，父亲与新来的区委书记陶彩臣等一班人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对那些投敌卖国的汉奸，毫不留情地杀了一批。由于父亲对敌斗争坚决，日伪军把父亲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悬赏十万缉捕他，还扬言“捉到李若松，清乡就成功!”但父亲不畏艰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更加坚强地站在第一线领导全区的反“清乡”斗争，开展游击活动。
艰苦的斗争岁月，造就了父亲的机智和勇敢。那时,因敌情复杂，父亲领导的区大队每晚都要转移一到二次，从不在一个地方住整夜。有一次，区大队凌晨转移时，因雾很大与一队伪军在一座小桥上突然遭遇,撤已来不及，父亲趁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快速向前几步，用枪顶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低声喝道:“让部队向后退!”那人乖乖地命令伪军后撤，父亲见状也让区大队后撤转移。见队员们消失在大雾中，估计已走远，父亲才对伪军官说:“以后不许干坏事!滚吧!”伪军官吓得头也不回地跑了。父亲从桥上退回岸边,很快赶上了队伍。战士们都说，今天好险啊,要不是李区长反应快,我们就撞在枪口上了。
还有一次，父亲得到情报，鬼子的汽艇经常在内河中开来开去。经侦察，发现鬼子的汽艇运输船上只有两个鬼子，就决定干掉它。他们在汽艇必经的河道中选择了一处较窄较浅的河道，利用黑夜做了一道水下障碍。第二天，鬼子的汽艇像往常一样开了过来,父亲用盒子枪一挥,一边扣动扳机,一边高喊一声“打”,埋伏在两边河岸的队员们一起向鬼子开了火。汽艇让障碍物卡住了,两个鬼子被乱枪打死了。大家把汽艇上的军用物资扛上岸，丢了个手榴弹把汽艇炸了,扛着战利品,在青纱帐的掩护下迅速撤离。这次胜利，增强了战士们打鬼子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
日本鬼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派了大量的鬼子、伪军进行“扫荡”，还弄来大批又粗又长的毛竹，做成竹篱笆，采用步步为营、分割包围的方法,把老百姓圈起来,强行编保、甲,妄想切断共产党游击队与老百姓的联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父亲深入一线发动群众，组织区大队队员和群众一起在夜里拆竹篱笆。第二天，敌人又逼着老百姓去扛毛竹再筑篱笆。为此,党组织决心加大斗争攻势,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打响了“火烧竹篱笆”的战斗。那一夜，抗日军民纷纷拿着汽油、柴油、煤油等浇在竹篱笆上，几百里长的竹篱笆几乎同时被点上火，烧得火光冲天，彻底粉碎了日本鬼子“清乡”的阴谋。由于父亲在反“清乡”斗争中成绩显著,先后两次受到苏中四分区的传令嘉奖，并被评为四分区的模范区长。
1944年3月,父亲去苏中党校学习。1945年春，任东南行署秘书。1946年4月,启、海分县，父亲任启东县政府秘书。同年10月,升为启东县副县长。不久，又调任九专署秘书。1947年7月，父亲调九干校工作。不到半年，即1948年初，又调任九分区卫生部政委，同年9月，调九专署荣管局任局长,两个月后,任民政处副处长。
长期的战争环境，使父亲积劳成疾。1949年在部队攻入南通城时,父亲因大口吐血,被担架抬进城，住进了医院，诊断为肺结核，因此，不得不住院疗养了四年。
1953年2月，父亲大病初愈上班，担任南通检察分院代理检察长。1954年,经省人代会选举父亲就任南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带头学习国家颁布的宪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令，教育属下工作人员都要懂法守法、执法如山,决不能在我们共产党的法庭上审错案子。1956年，父亲被评为全省法院系统的优秀工作者。1957年整风运动中,父亲结合工作实际,向组织上提出了“法院应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一些改进党风、加强法制建设的意见。不料，父亲竟由此成了南通地区“头号大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和工资降五级的处分。
父亲坚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公正地作出结论的。被开除党籍后,父亲把当月工资50元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令人敬佩的是,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薛家窑农科所当总务主任后，仍然多次打报告要求重新入党。他不仅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一刻没有放松，时时教育我们不要拿公家的一草一木。当不少下放的人通过各种关系让孩子进城时，父亲总教育我们安心农村劳动锻炼，从不愿找关系让子女进城。
1963年,我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报到前,父亲给我削制了一根竹棍，又给我一只他在战争年代用过的铁皮箱子，让我用以存放书籍杂物。上学时,我用这根竹棍一头挂着衣被、一头挂着铁皮箱挑进大学。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带领全家把节省下来的口粮支援挨饿的人民。全家人勒紧裤带过日子,先后买了八九百元公债,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父亲在得了严重肝炎后，仍藏着病假条抱病工作。在“横扫一切”的年代里,父亲被造反派批斗迫害致残。当逼他写假材料证明时，他说:“你们不相信我，就别在我身上打主意!”
1976年6月5日，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向组织要求将自己的遗体送人民医院作解剖用,骨骼作标本,为人民作最后一次贡献。许多当年与他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冒着风险前往吊唁。大量的挽联、挽幛对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1979年4月26日，中共南通地委、地区行署为父亲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父亲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本文参考了姚力、秦镜、刘丹一等新四军老同志提供的史料,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