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党史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石仲泉在近期的《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目前党史研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种倾向是将历史曲折归结为领袖人品。
“文革”时期的那种将领袖人物神圣化的情况，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随着一些所谓“历史内幕”的曝光,一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被“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就被写成玩权术、整对手、勾心斗角、争权夺位史，变得不堪入目，什么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不可否认，我们的党还有不少弊端，制度还不健全，阴暗面的东西还存在，历史上领袖的品格和心态也是复杂的，对造成这样那样的错误会产生影响。但是,造成历史曲折的基本方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党的领袖都是像那些著述所描绘的灵魂丑陋、品性卑劣，没有什么胸怀国家、心忧百姓这样的理念,那怎么能说明革命的胜利、困难的克服、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兴盛呢?中国共产党党内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精忠报国、无私无畏的顶天立地的人物大有人在，普通党员里有,党的领袖中也有;老共产党员中有,年轻一代中也有。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
另一种倾向是将曲折历史直线化。
在一些尤其是海外的党史著述中,夸大党的历史道路的曲折，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不如实地把党的历史道路反映出来，让人民感到可信,这也不可取。比如,与遵义会议具有同等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何谓“转折”?即它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折了。历史既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进入不惑之年的毛泽东是推动党的历史实现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主角，随后成为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领袖。但是,谁曾想到，毛泽东晚年却在探索的道路上陷入误区，也犯了他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另一方面又将马列“本本”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第二次伟大转折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既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又要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什么会发生毛泽东这样的历史现象呢?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十六大所指出的.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坚持海纳百川的政治文明,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不搞重要领导职务的高龄化非常重要。历史经验证明: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最主要的是靠有一个好的制度，而不仅仅是靠好的领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