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学生惨遭杀害
1944年，年方20岁的于子三考入了浙江大学农艺系。他为人正直，坦率热情，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也是浙江大学与全国学联的联系人，还是浙大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华家池分社的负责人和浙大好几个进步社团的负责人。他的组织能力与处事才干，在运动中迅速显露出来，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享有很高的威信，由此，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
1947年5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陆续颁布了旨在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反动法令，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国统区。当年10月26日凌晨2时许，反动军警悍然在杭州大同旅馆非法逮捕了于子三和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等四位进步学生。
于子三被监禁于当时的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狱中，敌人想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取得地下党和全国学联活动的秘密。在特务的严刑逼供下，于子三坚贞不屈，对他所知道的党的秘密与浙大学运秘密只字不吐。10月29日下午，卤羞成怒的敌人残酷地在监狱里将他杀害。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于子三事件”。
仗义执言“千古奇冤”
其时，浙大的校长是同情进步学生运动的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创始人之一的竺可桢。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南开大学教授等职。1927年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所长。1936年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以民主和求是的思想办学，成绩卓著。尤其是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视他们为民族与国家的珍宝。身为校长，他处处想方设法保护进步学生。在他出任浙大校长期间，该校曾多次发生进步学生被非法逮捕、传讯事件。每当发生这样的情况，竺可桢都挺身面出，仗义执言，竭力营救。
1947年10月26日下午，竺可桢得知于子三等四名学生被捕，经调查证实后，于27日始，连日亲自与浙江省军警特诸方联系，期望当局能通过司法途径公正处理，可反动当局却采取了拖与骗的伎俩应付了事。直至29日晚8时，反动当局才告知浙大校方称于子三已在狱中用“玻璃刺喉管自尽”，说什么于子三是“畏罪自杀”。竺可桢得知此消息后，即与浙大校医李天助、学生代表叶玉琪、雷学时四人前往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交涉。于子三等四名学生被非法拘捕后手表、眼镜甚至腰带都被搜去，在分别拘禁，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说什么“用玻璃片刺喉管自杀”原本十分荒唐。在保安司令部的办公室里，竺可桢义正词严地指出于子三的死应由当局负责。时值午夜，竺可桢一行又到囚禁于子三的牢房。在那间昏暗的小牢房里，已被残杀的于子三仰卧在一木板上，两眼未闭，左边席上血流成片。目睹如此惨状，竺可桢悲愤交加，几乎当场晕倒。经随行校医李天助给他打了一针后，才渐渐恢复过来。在场的当局检察官俞履安，将早已写就的一张称于子三在监狱以玻璃片自杀身死的检验证递给竺可桢要他签字，遭竺可桢词拒绝。
10月30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其一手操纵的《东南日报》刊登了《于子三畏罪自杀》的欺骗报道，企图遮盖事实真相。当天下午，浙大1200多名学生集队上街，到浙江第一监狱去看望和于子三一起被捕的另三位在押的同学，并到省保安司令部瞻仰于子三遗容。竺可桢校长委派舒鸿教授等随同前往。与此同时，竺可桢在校本部主持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决定向传媒发表于子三被捕经过的消息，并于次日召开教授会,通过宣言;主张公道及保障人权;决定于11月3日罢教一天;并成立于子三善后委员会等四项决议。由校长主持会议，决定教授罢教，发表抗议宣言，指责政府迫害学生致死，这在浙大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
10月31日，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悍然宣布实施戒严，并在杭州市恢复邮电检查。为了冲破封锁，揭露阴谋，让国内外人士知道事实真相，当天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告同胞书》，并举行罢课。
浙大师生的抗议活动，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锁，一场全国规模的反迫害、争自由的斗争由此在全国各地掀起。浙江省国民党当局对此惊恐万状，他们一方面急电南京政府请求由最高当局出面制止浙江大学的抗议活动，另一方面对校长竺可桢施加压力，声称要公布从于子三身上搜得的《学生自治会竞选名单》，并要竺可桢出面取消浙大教授罢教，均被竺校长严词拒绝。
竺可桢校长对进步学生于子三的惨死深为同情，为营救其他三位与于子三一起被捕的进步学生,他不仅四处奔走，多方设法，还亲赴南京遍访国民党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与一些要人,多方呼吁，迫使横行的军警、特务有所收敛。
11月5日《大公报》《申报》和《中央日报》的记者访问了竺可桢,询问于子三是否自杀时，竺可桢明确无疑地回答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同时还强调，“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的有无。”他与记者的谈话公诸报端，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宣传机构关于于子三自杀的谎言。
同情学生竭力营救
自此之后，由于子三被害而引发起的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反迫害、争自由斗争的烈火已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在他的亲自过问之下，浙江省高等法院急忙制造伪证，于11月11日将所谓的“起诉书”送到了浙大,并于次日在其御用的《东南日报》全文刊载，妄图把所谓的叛乱罪强加到被捕的进步学生身上,以掩盖其非法拘捕进步学生、残杀于子三的法西斯暴行。
针对当局的所谓起诉，竺可桢十分重视事件的发展。在此之前,他就亲临浙江第一监狱，看望与于子三同时被捕的三名进步学生，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之后，他又到浙江省高等法院，找到了经蒋介石授命处理于子三事件的首席检察官王秉彝，为学生提出保释。在保释不允后，竺可桢即延请浙大常年法律顾问鲍祥龄律师为进步学生伸张正义。
11月17日，反动当局悍然对三名被捕的进步学生进行所谓公审。经浙大校方交涉，浙江高等法院方准许浙大教授10人、学生代表团5人出席旁听。当天上午9时，校长竺可桢亲自带领浙大教授与学生代表前往高等法院旁听。在法庭上，几位被捕学生据理逐条反驳特务编造的所谓“于子三谈话笔录”，几位律师也义正辞严地逐条反驳了当局炮制的“起诉书”，使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法庭斗争后，于子三出殡与遗体的安葬问题已迫在眉睫。为此，身为校长的竺可桢先后两次到凤凰山学校公墓，亲自为于子三勘察墓地。12月31日，经竺可桢亲至省政府磋商，迫于舆论的压力，当局不明确否定浙大校方与学生拟定的“1月4日出殡可结队送葬”。之后，学生自治会即以广告的形式分别在《东南日报》 与上海《大公报》刊出讣告。不曾料想的是,1月3日,当局出尔反尔,说什么于子三是“共党分子”，明令浙大师生不许集队通过街市为其出殡。得知此变，竺可桢于当天下午即亲赴省政府斡旋未果。反动当局为了阻挠浙大师生的正义行动，周密地部署了阻止浙大师生为于子三出殡的措施，并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当晚，浙大被武装军警包围。
爱护学生弘扬正气
身为校长的竺可桢怕学生吃亏，3日当天，约请各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等于4日晨到校，劝阻学生不要外出。4日晨，他们应约来到会场，学生们正在校内公祭于子三。竺可桢亲临会场，向学生们报告校方与当局交涉的经过。10时左右，三四十个打手在浙大西校门挑衅滋事，企图闯进门来，经竺可桢与各院院长们上前阻拦，未能得逞。紧接着，大批打手由特务带领分别从西、北两个校门破门而入，直冲学生公祭会场，捣毁了学生们为于子三出殡准备的所有仪仗，并用钉有铁钉的凶器，残暴地殴打学生头部，当场打伤浙大和外校学生29人，其中重伤3人。
面对特务打手横行，学生惨遭殴打，竺可桢怒不可遏。他在派人将受伤的学生送医院救治的同时，于当天下午愤而派蔡邦华教授去南京代他向国民党教育部辞去校长之职。在赴南京的火车上，蔡向新闻界披露了当天反动当局在浙大的暴行。第二天，上海《大公报》刊出了这篇新闻，戳穿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学生殴打请愿工人”、“学生与工人互殴”之类无耻谎言。由此，由反动当局一手制造的“一·四”暴行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相互指责、埋怨。南京政府为此还特地委派了一名官员到杭州挽留竺可桢。浙江当局为了摆脱深受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同意3月14日浙大由300名学生代表分乘5辆汽车经过闹市区至风凰山墓地为于子三出殡。路上学生们悲愤地唱出了凄怆悲壮的挽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前走……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在墓地上，学生代表沈文信朗读了祭文。在挽歌声中，于子三的灵柩被放进墓穴。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沈生读祭文时闻者泪下。”
“于子三运动”在浙大和全国得以冲破牢笼，顺利开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浙大有一位好校长竺可桢以及苏步青、蔡邦华、严仁赓、谭天锡等众多的爱护学生、支持学生的进步师长、教授。尤其是竺可桢校长同情与支持受反动当局迫害的学生，他不仅亲临监狱看望被非法逮捕的学生，听取学生的意见，而且不殚辛劳，在学生与当局之间折冲磋商，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坚持正义，直至愤而提出辞呈，使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终使于子三的英灵得以安葬在浙大凤凰山墓地。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全副精力投入科研，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地质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三届常委、全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著有《中国气象概论》《物候学》《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的亚热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