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我拜访了原在苏南敌后打游击的新四军老战士范征夫，请他谈谈亲历的抗战故事。范老说:“当年我只是普通一兵，没有什么奇闻轶事，就谈一下我参加接应汪伪航空警卫营反正的经过吧”他打开照相簿，找出一张印有延安新华社一条电讯的照片，对我说，你先看看这个吧。
“新华社1942年5月28日电:敌寇对江南伪军之压迫，耗费心机，而伪军人心思变，反正之事，时有所闻。常州敌机场伪军一个营300余人，素被称为忠实可靠者，亦不堪敌寇之奴役，于本月18日全部反正，途中与追击之敌，发生激战，我军赶往接应，歼敌一部，该部除少数失散外，大部已安全转移到我军活动地区，参加新四军江南部队执戈杀敌。”
我读完这条电讯，感到与过去报刊上看到的新华社发表的同类新闻有些不同在抗战时期，只有整团、整师伪军反正，新华社才向全国发布消息，而这次仅有伪军一个营反正，新华社为什么要单独发出一条消息呢?我向范老提出了这一疑问。范老略作思考。就从书架上拿出《新四军战史》，翻到记录这则史料的一页念给我听:“1942年5月18日伪军事委员会航空总署直属警卫营287人，于常州飞机场反正，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被编为第十六旅独立第三团。”听完这段叙述后，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次反正的伪军一个营，不同于一般的伪军一个营，它是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总署直属警卫营。
范老紧接着告诉我:“这个营的营长是上校军衔，因为它的上司航空总署署长陈昌祖，是头号汉奸汪精卫的小舅子，所以它的装备和待遇也比一般伪军好得多。抗战时期在苏南敌后，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伪军反正是经常发生的，但一个营的伪军携带全部武器反正，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对苏南这块狭小的抗日根据地来说，也是一件罕见的事。”
新华社电讯上说，汪伪航空警卫营反正时，有“我军赶往接应”我问范老，这是苏南新四军哪支部队，负责人是谁?范老笑着告诉我:“接应这个营反正的是我地方武装，金坛县一个警卫连和礼河区的区大队，两者加在一起不到100人。带金坛县警卫连前去礼河区的负责人就是我，还有连长司马林和短枪队长唐克。”
我好奇地问道，你当年多大年纪，在部队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他说:“那一年我22岁，是金坛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秘书。按照当时职权规定，县长不在，由秘书代行其职务。5月17日晚，县长兼四十七团团长诸葛慎和团部一起行动,距离县政府宿营地较远。我接到礼河区区长鲁毅紧急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向县长、团部汇报,同时,集合警卫连、短枪队赶去接应。时间紧迫，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呀! ”
在我的要求下，范老向我叙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夜晚，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金坛县政府一行人，在中心区里庄桥附近的一个村上宿营。在准备睡觉时，忽然有人来告诉我，礼河区区长鲁毅派人送来紧急报告说，常州飞机场航空警卫营顾营长今夜要带部队反正，因区大队只有七八条枪，力量单薄，请县政府火速派部队前来接应。我看完信后，感到很突然，因为县政府过去从未接到过这个顾营长要反正的情报，会否有诈?同时，又想到如果这个航空警卫营真的反正，不仅对日伪是个重大的打击，还能增加我军力量，扩大政治影响。于是，我立即与警卫连连长司马林、短枪队队长唐克商议，我们三人迅速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鲁毅是个精明强干的女同志，她不会轻易上当，我们应火速赶往接应。任务重大，战士们情绪非常高涨，不怕天雨路滑，摸黑行军，一口气跑上40多里，赶到了礼河区区政府驻地雨前庵村。鲁区长简明扼要地向我谈了和顾营长过去接触的一些情况，话未谈完，天已微明，村外人声鼎沸。我们出门一看，航空警卫营反正部队已分两路纵队向我们驻地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两副担架，一副抬着营长顾济民，一副抬着他的妻子周素英。我们赶上前去，表示热烈欢迎。之后，我们把这支疲惫不堪、浑身泥水的300多人的队伍，安排到附近各村吃饭休息。”
我听了上述介绍后，不禁脱口说了一句:“航空警卫营反正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范老连忙说:“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这个警卫营反正的根本原因就是新华社电讯上说的:不堪日寇奴役’。伪军也是中国人，只要它天良未泯，看到日本侵略军杀我同胞，奸我妇女，占我国土，并把他们当奴隶使唤，他们总有一天会掉转枪口打鬼子的。”
范老紧接着告诉我说，当年经他进一步了解，这个航空警卫营之所以反正，还有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其一,顾济民幼年家境贫苦，靠亲友接济读完高中，考入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部队任职，十多年间当过排长、连长、营长。“8·13”淞沪抗战时,他已是上校团长。在大撤退时，部队被打散，他不幸被俘，关在南京监狱。不久被他的几位老同学以“曲线救国”相规劝，当了这个航空警卫营营长。在民族正义感的召唤下，他一直在积极寻找机会，弃暗投明。
其二:顾妻周素英，也是贫苦出身。新四军真心抗日，一心为民,深受百姓爱戴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她。她经常劝说丈夫早日投奔新四军。
其三:航空警卫营几个连长、排长，平素对常州的日军作威作福，打骂其部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其中一个连长顾忠良早与我方民兵建立联系，要求把部队拉到新四军来。
其四:这次突然反正的“导火线”是其上司不仅已经几个月扣发薪饷，还污蔑顾营长“贪污”，进行敲诈勒索，从而促使了该营全体反正。
我继续请教范老，你们是怎样帮助反正部队“安全转移”到中心区的呢?
范老边回忆边对我说:“当时我们处境非常恶劣，常州、金坛、丹阳三个县城各驻有日军一个大队，还有大批伪军和特工队。我们从常州附近到里庄桥中心区沿途有大小据点近十个，日伪对公路、桥梁都严密封锁，不时巡逻，万一被日伪军发现就麻烦了。为此，我写了一封信，派人去找在家养病的我县军事科副科长朱福坤，请他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和各个据点伪军头目，打个招呼，今夜不要外出巡逻，让我们安全通过所有的公路道口。朱副科长的父亲，是当地帮会的大头目，手下有2000多徒子徒孙，加上他儿子是新四军的科长，伪军头目都和他拉上关系，要求他庇护，所以很听他的话。”
这时,我又想起,新华社的电讯上有途中发生“激战”和“歼敌一部”之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向范老请教。范老笑着说:“这两点是误传，我们一路行军，可说是有惊无险。我和司马林、鲁毅带着这支反正部队，先从常州太平山之西，皇塘日伪据点以东，穿过溧武公路,接着静悄悄地从张堰、蒋墅桥两个据点之间偷越过去，最后又从导墅桥据点边穿过。我们经过之处，据点里灯光依稀可见，有时还摸触到铁丝网，但我们未被日伪军发现。事后得知，朱科长的父亲事先已向伪军头目打了招呼。当夜，我们一行安抵里庄桥附近的东楮村时，县长诸葛慎和四十七团熊兆仁政委等已在那里等候我们。
在访问将要结束时，范老还告诉我，当年这支航空警卫营部队反正，对日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南京日伪头目暴跳如雷，相互指责，常州等地日伪军头目更是受到其上司责骂。在其影响下，当月下旬，驻武进的伪和平建国军预备师一个营在营长王坤生率领下全部反正;7月6日金坛县臧村自卫团一个连，在排长傅志击毙伪连长后反正。航空警卫营反正后，其287人和我第十六旅四十七团一部合编为独立三团，顾济民为团长，诸葛慎为政委。许多反正过来的新战士经过教育，政治觉悟逐步提高，他们和新四军其他指战员一起，在以后的反“扫荡”、反“清乡”中英勇杀敌，为人民立了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