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烨
“一个年青的朋友，我们优秀的文艺新闻工作者，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的记者、冀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雷烨同志，在4月20日的突然情况中，迎敌于山间狭路,独身苦战,中伤自刎,殷红的热血洒向北太行碧绿的山隙。呜呼雷烨!民族的深仇和友情的悲痛，永远刺入我的心底于无穷!呜呼雷烨!不负乎生不愧乎死，你的精神,永远伴随着斗争而长在!”
这是1943年，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同志撰写的《恸雷烨》一文开头一段的痛述。该文(署名萧斯)发表于当年5月18日《晋察冀日报》纪念雷烨专版。岁月流逝，如今已过去63年了。雷烨的英雄业绩和不朽忠魂，同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历史融合在一起，永远光耀在人民的心里。
(一)
雷烨，原名项俊文，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祖上世代务农。父亲项元春好公仗义，上世纪20年代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带领村民破除封建迷信，并在本村率先创办“环河小学”，倡导新文化教育。
1927年父亲过世，留下五个子女都还小，俊文最大也还在念小学。母亲含辛茹苦,夜以继日操劳农事，勉强维持全家生活。俊文勤奋苦学，1930年考上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到金华城里就读。但母亲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俊文才读完初二，不得不辍学回家种田、自学。不久，母亲凄然去世。俊文毅然挑起养家的重担，曾去义乌埠头等地教书，又在金华当土地测绘员，以其微薄的工资养活弟弟妹妹。
俊文在为生活而奔波中仍抓紧读书学习，并关注国内外时事。他爱好文学，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优秀作品，尤其是鲁迅的著作，借以丰富自己思想和提高写作水平。“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步步进逼，世界法西斯更为猖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日怒潮风起云涌,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俊文忧心如焚，热血沸腾。他经常教弟弟唱《国际纵队之歌》《松花江上》等歌曲，表达对献身于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勇士们的崇敬，向往奋战于冰天雪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在1934年给挚友许为通的信中表示:自己“不会于这世界上空跑一趟”。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杭州，杭城许多机关、学校迁往金华，大批进步文化人、共产党员聚集该地，使金华成了东南抗日宣传的中心。当时，严金明在金华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通过严的介绍，项俊文与来自延安的老共产党员周百皆、左联领导人冯雪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队长童超等取得联系，并由童介绍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民先”组织。
在“民先”的活动中，他与进步青年频繁交往，做了许多发动抗日的工作，思想随之日趋成熟，经过认真思考，下定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决心。临行前，作为一家之主的长兄，他对四个弟妹都分别作出了适当的安排，并恳托既是好友又是妹夫的严金明，帮助照顾好弟弟妹妹。1938年1月，他到幼弟所在的贫儿院，请人画了马克思像和鲁迅像，让弟弟拿着，一同回家过农历年。这年春夏之交,他典卖家屋,得银圆100枚作为去延安的路费,毅然孤身一人，秘密离开家乡，踏上经武汉赴延安的征程。
(二)
项俊文到延安后改名雷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通过党的培养教育，加入了共产党。因擅长文学写作和摄影，他兼任报刊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在“抗大”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及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会之学员》等照片，先后在1938年8月4日和9月1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并配发毛泽东的题词“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给抗大第四期毕业同学”、“学好本领上前线去”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38年8月，延安“抗大”第四期结业。八路军总政治部为加强敌后抗战的新闻报道，特从“抗大”学员中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的共产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雷烨入选并被任命为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该组成员尚有范瑾、沈蔚、林朗、程追。11月20日，按照总政治部命令，第一组在雷烨带领下从延安出发，经过跋山涉水，穿越敌占区，于12月下旬胜利抵达晋察冀边区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并合影。为向各抗日根据地传播延安文化工作经验，受《抗敌报》总编邓拓委托，雷烨撰写了《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在《抗敌报》1939年1月1日至28日分十期连载，详细介绍了延安文化工作的特点和在抗战建国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及贡献，以及延安的文化建设等等，对团结和鼓舞文化工作者以文化形式对敌人展开斗争，起到了良好作用。
1939年9月前后，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深入到冀热边境长城内外，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这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乘我军主力转移之际，对民众进行野蛮屠杀。雷烨目睹这种惨状，义愤填膺，奋身投入到群众工作中去，宣传和动员群众坚持开展对敌斗争。
为了团结冀东文艺界人士，雷烨发起创立了文艺团体“路社”，创办了文艺刊物《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并亲自担任部分编辑工作。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和部队都起了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具有深刻的影响。
1940年后，冀东敌我斗争更加残酷。雷烨根据革命需要和组织分配，于1941年参加冀东军区领导机关工作，先后任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他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时，积极深入地进行新闻采访活动，成为冀东从事摄影采访最早、报道成绩最突出的前线记者。他随军转战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及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战地珍贵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冀东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感人事迹，记录了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累累罪行。除写稿拍照外，他还爱好写诗和报告文学。他的诗作《滦河曲》，报告文学《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通讯《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等，风格独特，爱憎分明，充满生活气息，反映群众呼声，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日寇烧杀潘家峪》一组摄影作品中，雷烨充分表达了悲壮、深沉的艺术个性。大片的房屋只剩残垣断壁，废墟上成堆烧焦的尸体扭结成团似在怒吼。雷烨的悲壮没有丝毫的绝望和伤感，却满含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战士的无限深情和由衷敬意。在《熊熊的篝火》里，山林朦胧,篝火腾跃,烟雾飘荡，以余辉照映战士身躯，显示了一种柔韧的诗意美，展露了作者的美好心灵。《塞外宿营》《山岗晚炊》以优美的画面，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蕴含着作者的挚爱和真情。
这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兼优的作品，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摄影作品的一部分，至今仍为各类画刊和展览所选用。
在冀东工作近4年间，敌人频繁“扫荡”，环境异常残酷，雷烨不畏艰险，主动承担多种工作，贡献殊多，堪称为文化工作者自愿参加实际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模范，受到冀东广大军民的拥护，因此光荣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三)
1942年冬，雷烨带着冀东人民的重托，从冀东穿越敌人一道道封锁线，来到冀西根据地。1943年1月15日至22日，他出席了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大会发言中，他把冀东广大人民的胜利、痛苦和希望传达给全体代表，引起全场的关注和热烈的掌声。
边区参议会结束后，雷烨把他在冀东4年来的战地摄影资料送到驻平山县曹家庄的晋察冀画报社,让报社保存使用。社长沙飞看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出版专辑，作为向画报社成立一周年的献礼。沙飞请雷烨留下协助选定照片，编写说明，并撰写一篇纪实文章，对冀东抗日战争作全面报道，配合照片一同发表。在进行此项工作的短暂时间里，雷烨还注意做联系群众的工作。他为曹家庄妇救会亲笔书写并刻制一枚公章，该章至今仍由妇救会主任张美英之孙白曙光珍藏。他还为刚结婚的民兵中队长白建雄拍了“全家福”照片。“四四”儿童节那天，他和村民一起植树一天，并拍了许多照片。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
4月19日深夜，雷烨刚刚完成照片选定和说明编写，突发敌情，数百名日军自南而北朝曹家庄方向奔袭。沙飞首先通知雷烨带领两名警卫员赶紧转移，同时指挥画报社人员迅速埋藏设备与资料,然后向敌人包抄尚未合围、兵力相对薄弱的西北山沟突围。
但雷烨并未立即转移，他首先去察看村民的转移情况。在巡视中他发现有几百村民转移到一处容易遭敌袭击的地方，立即指挥村民转移到另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并向张家川党支部书记刘廉芳交代了有关注意事项。果然不出雷烨所料，日寂疯狂地向原来村民的转移地点炮击。事后村民们感激地说:“多亏雷烨的关照，不然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哩!”把村民安置好后，画报社同志已经转移。雷烨带领两名警卫员匆匆向北突围。因天黑有雾走错了路，至20日拂晓走到南段峪石堂村，与尾随的敌人遭遇，在交战中击毙敌寇10 余名，但雷烨不幸负伤。
在敌人步步紧逼的生死关头，雷烨毫不犹豫地对警卫员说:“我来掩护,你们赶快突围!”警卫员执意不肯:“就是背也要把你背走，要死一起死!”雷烨斩钉截铁地说:“要死死一个，不能都死，你们快撤!不要管我!这是命令!”两个警卫员突出重围。雷烨临危不惧，孤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他决定以死报国，先将相机望远镜等砸毁，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战斗结束后，突围的警卫员返回画报社述说了雷烨壮烈牺牲的经过。画报社同志和村民们闻讯无比痛惜。在沙飞和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带领下，大家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在清理遗体时发现一本血染的相册，夹着雷烨的摄影作品。沙飞摩挲着相册，朗声诵读烈士在相册上写下的对日寇暴行的愤怒谴责，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张家川村儿童团长刘树梅捡到了雷烨砸毁的相机的一个铁环和破镜片珍藏起来。为了缅怀烈士，他参加革命工作后，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直至去世。画报社全体人员与当地群众举行了追悼会，将雷烨遗体入殓特制的柏木棺，安葬在其牺牲处对面山脚下。人们将墓旁的一棵杏树命名为“雷烨树”,以示纪念。这棵“雷烨树”至今依然挺拔耸立，枝繁叶茂，仿佛在向人们昭示:雷烨精神不死。
1943年5月,新华社、《晋察冀日报》、延安《解放日报》《晋察冀画报》连续刊登了雷烨壮烈殉难的消息和有关悼念文章。画报社出版雷烨摄影专辑,发表了51幅雷烨战地摄影照片。冀东军区政委李楚离在悼文中称:“雷烨同志是个模范共产党员，具有布尔什维克的优良品质，他对民族、对阶级、对他负担的工作，具有无限忠诚与热爱。”“雷烨同志这种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临难不迫从容赴义的光明态度，使法西斯匪徒在他面前低下头来。这种为民族全气节，为党争光荣的精神在抗战史上又写下了光辉一页。”
(四)
雷烨殉难至今，纪念他的文章、书刊、影视从未间断，如1986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发展历程》选载《模范共产党员、优秀摄影战士雷烨》专文;2001年河北保定电视台介绍了雷烨为红色摄影事业捐躯的事迹;2000年海南出版社出版《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汇集了20世纪世界110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中就有《血染长城脚下的雷烨》。
自雷烨于1938年奔赴延安以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雷烨的四个弟妹除收到哥哥1938年发自武汉、1939年前后发自河北行唐陈庄药店署名“雷雨”的信之外，多年以来音讯全无。弟妹们望眼欲穿，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直至2001年8月才收到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永桢传来的关于雷烨的确切信息。雷烨胞弟项秀文立即买了机票，踏上寻兄之途。在北京、石家庄、平山、南段峪等地，见到雷烨当年的一些老领导、老战友和他战斗过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亲人般的接待。原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张致祥和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秘书长伊之看到雷烨与弟妹的合影热泪盈眶说:“你们苦寻多年，我们也苦寻雷烨亲属多年，一块石头现在才算落地。著名演员田华闻讯立即寄来珍藏59年的她和雷烨的合影。信中说:那时我才12岁,现在73岁了,时光如梭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怀念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让我们努力工作，为先烈，为祖国贡献我们的余热吧! ”
关于雷烨烈士之墓，1959年春已由有关部门从平山县南段峪迁建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当时因缺乏资料，墓碑上只有“雷烨烈士之墓”几个字,没有碑文。以后根据当年新华社播发的《雷烨同志传略》，加刻了简单碑文，但因雷烨原籍及家庭情况不详，仍无法与其家属联系。直到2001年9月12日，失散60多年的亲人才来到幕前，烈士九泉有知，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为纪念抗日英雄，弘扬雷烨精神，在2003年雷烨殉难60周年之际，雷烨牺牲地河北平山县曹家庄创办了以雷烨命名的希望小学，并树立了雷烨纪念碑。
在浙江省会杭州市，市政协、市委党史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及新闻工作者协会等有关单位，近年联合举办了雷烨生平和新闻摄影书画展，并同烈士故乡金华市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辑出版了《雷烨纪念集》。原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局长钟沛璋为纪念集寄来“一片丹心为人民”的题词，并在信中颂扬:“雷烨烈士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新闻战线的榜样，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系雷烨烈士胞弟，原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