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朝圣”,如不到桥儿沟，心里总会觉得缺点什么。桥儿沟当年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只有破烂低矮的窑洞土屋。20世纪初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村子里修了一座六层楼高的哥特式的教堂，成为当时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今年4月1日，我们乘车跨过著名的延河大桥，在距离不到四公里的二一〇国道旁，见到了这座哥特式教堂。导游告诉我们，这座具有特殊功勋的“革命教堂”，前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大修，使它恢复了历史风貌。今天,站在它的面前,不禁浮想联翩。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此会谈
东北沦陷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屡战屡败。1935年10月至11月的两个月间，东北军遭到大量伤亡，一〇〇师师长何立中、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先后阵亡。张学良为此极度震惊，急向蒋介石报告，请求给予补充武器弹药，以及给两位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十万元。但蒋介石竟冷漠地回答:“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
张学良十分气愤，并意识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果然是“一石二鸟”,让其与红军两败俱伤，于是产生了与红军谈判之心。
1935年12月，张学良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李杜将此情况告诉宋庆龄，宋认为张学良愿联共抗日是好事，应当给予帮助。她想起史沫特莱和艾黎曾送为躲避警探搜查而到她家住过几天的刘鼎。刘鼎是个阅历不凡的共产党员，挺适合做这项工作。宋庆龄决定让牧师董健吾与刘鼎面谈。
董健吾一见刘鼎，就认出刘鼎是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阚尊民，两人早就相识。董健吾谈了张学良想找中共商谈联合抗日的事，刘鼎表示愿为促成此事尽力。董健吾随即将刘鼎介绍与张学良认识，并当上了张的高参。此外，原张学良警卫营营长高福源曾被红军捕后获释，他深感共产党是一心抗战的,因此，冒死“直谏”张学良联共抗日，这更增强了张学良的决心。
周恩来与张学良终于在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延安)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4月9日，张学良带着王以哲、刘鼎、孙铭九等少数随行人员驾机直飞肤施。下机后，张学良就在桥儿沟教堂旁的小院里休息静候。
周恩来、李克农等5人顶风冒雪，骑着马经两天跋涉，4月9日天擦黑时，来到教堂门前。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门口迎接，他大步向前紧握周恩来双手，用非常肯定的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在双方寒暄时，张学良介绍说:“我这里还有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
周恩来不知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但当见面一看，竟是自己熟悉的老部下，他紧握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
会谈的议题，已在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张学良、王以哲电文中提出: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二、红军抗日立脚点问题;三、抗日救国施政纲领与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问题;四、联苏问题;五、双方合作、通商等问题。这次会谈双方不仅就这些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还进一步涉及到联蒋抗日问题和协助东北军培训干部问题。
会谈中，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透彻的发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周到确切，给张学良留下深刻印象。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
会谈于翌日清晨4时结束。张学良把他带来的《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印制的中国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同时赠送私款二万光洋，后又赠送二十万法币。这笔巨款对当时处境艰难中的红军可谓雪中送炭。
会后，周恩来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这样爽朗，是个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
张学良对刘鼎说:“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多。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该多好呀! ”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地方走进教堂，我看到有块大理石镶在教堂墙上，上面写着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此召开。
党中央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识，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举行了这次重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
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
全会重申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由于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为了对付日军的进攻，争取主动,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全会批判了党内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指出所谓“一切服从”，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
会议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并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会议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鲁迅艺术学院的院址
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倡导下，在这里创建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遂使桥儿沟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闻名遐迩。鲁艺初创之时，毛泽东亲自担任院长，并题写了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以后，吴玉章成为鲁艺的院长，沙可夫、赵毅敏、周扬等担任了副院长。于是,这座教堂便洋为中用，成了鲁艺师生上大课、排练节目和演出的剧场，同时也成为鲁艺的特殊标志。
桥儿沟地处山洼，两面的山被鲁艺师生称为“东山”和“西山”。鲁艺的庭院里和两面山坡上一排排的窑洞里，居住着不少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整个抗战期间，鲁艺成为全国投奔延安的进步文艺青年热切向望的地方。茅盾、柯仲平、吕骥、沙汀、何其芳、李季、丁玲、孙犁、冯牧、王朝闻、张天翼、陈荒煤、郑律成、王昆、郭兰英、于蓝等,都因参加过鲁艺的筹建，或在鲁艺工作、生活、学习，经过革命文艺思想的熏陶和烽火岁月的洗礼，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代栋梁。
在教堂的大院里，我站在一座长长的拱形门廊前，护院的老人对我说，这里是当年鲁艺学员办墙报的地方，许多著名作家才华初露的处女作，就首先在墙报上发表。鲁迅文学系也设在这座小院里。当年，这里充满了好学与求知的气氛，许多作家、艺术家在此度过了青春岁月。
教堂后面那两排低矮的土屋和窑洞，是当年鲁艺师生的宿舍。其中有一间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当年的住所。1938年，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冼星海，毅然奔赴延安。时任音乐系主任的吕骥主动让贤——举荐冼星海为鲁艺音乐系主任。党中央还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在当时那种艰苦条件下，总司令朱德的津贴也只有5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都是一般干部所没有的。这些，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的尊重，对特殊人才的尊重。乐坛骄子冼星海，不负众望。在整个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创作，并为党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也就是在那个昏暗的小窑洞里，他创作出由诗人光未然作词的中国乐坛的经典名作《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保卫黄河,保卫长江，保卫全中国……
唱着这气势磅礴，震撼人们心灵的《黄河大合唱》，回首中华民族在日寇铁蹄下的反抗和斗争，怀想那个逝去的时代和无数逝去的英雄，怎不令人为之深深的感动。
心中是黄河的涛声，身边是延河的浪花，艺术家们在这里创作了划时代的作品《王贵与李香香》《延安颂》《兄妹开荒》等应运而生。丁玲在这里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美学家王朝闻在没有光照的土窑洞里，创作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毛泽东石膏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鲁艺师生到群众当中去深入生活，成功地创作、演出了歌剧《白毛女》，并为中共第七次党代会作了献礼演出，受到党中央和大会代表一致好评。延安鲁艺共招收 6届学员,毕业生有 881 人,许多人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杰出作家、艺术家或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干部。
鲁艺，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和值得弘扬的宝贵精神，让人学习和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