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匡亚明诞辰100周年。匡亚明是上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之一，经历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整个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和行政领导工作，以两度出任南京大学校长而闻名海内外。匡亚明90载不平凡的、传奇式的人生，与江南名城苏州也有着不解的情缘。
“一师”求学,在苏州开始革命生涯
1906年3月18日，匡亚明诞生于江苏丹阳一个贫寒的私塾教师之家。由于父亲早逝，匡亚明在家乡的丹阳吕城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面临失学的危机。匡亚明喜爱读书，志向远大,决心报考可以免交学费、伙食费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现苏州中学的前身)。1923年，17岁的匡亚明如愿来到姑苏古城进入“一师”继续学业。“一师”就此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匡亚明进入“一师”后，有机会接触使他为之向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眼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尽管是一个穷学生，但勤奋好学，性格开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本地及上海的报刊上，还不时发表文章。他不久就成为“一师”学生会的干事。
1925年,在“一师”求学的匡亚明经历和参与了震动全国的两大政治事件。是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举国上下纷纷举行哀悼活动。苏州的各社会团体包括各学校学生会，很快就发动和组织各界民众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这次活动成为一次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二是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随意屠杀中国工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热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苏州人民也迅速地行动起来，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援上海人民的“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年轻的匡亚明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曾在1931年所写的《从空想到实际》一文中说:“随着五卅运动的波浪，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转变。五卅运动使我对于整个的社会作了批判的考察，国际间的政治与中国之半殖民地的境遇，特别的引起了我检讨的兴味……现时代不能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促醒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的责任心。”
1923年至192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恽代英、萧楚女、侯绍裘、张闻天等都曾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应“一师”学生会的邀请到校演讲，匡亚明与同学积极负责地做好演讲活动的组织、接待工作，并与他们建立联系。在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怀念恽代英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和恽代英同志是1925年暑假前后认识的。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在苏州第一师范学习。恽代英同志以国民党员身份到学校演讲，我通过接待他的机会和他交谈认识，并建立了通讯联系。通信中，代英给我这个青年人以极深的教育。”“现在一提到他的名字，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瘦小个子,灰布窄袖大褂，清秀的脸庞上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讲话声音宏亮，咬字清晰。演讲时喜欢用长句，有时一句话连续数十字,铿锵有力，鼓动力很强。”“我记得代英同志到苏州一师作过多次演讲，有时萧楚女同志也同时来……通过这些演讲，当时的“一师”学生很多人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这时国民党还是秘密的，北洋军阀孙传芳把国民党也说成是‘赤党’,严厉镇压，抓到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国民党在“一师”的活动仍是很活跃的。”
1926年上半年,匡亚明由于是学生会干部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缘故，被“一师”当局开除学籍;同年夏,经恽代英推荐，经考试插班进入了上海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就在这一年的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匡亚明曾经说:“这个最终的选择，完全是受了代英同志的影响和教育。从此，我走上了为祖国、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道路。代英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不久，他在上海担任共青团的区委书记，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乐益”任教，积极推动进步演剧活动
1926年以后的3年间，在上海的匡亚明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第一次被敌人逮捕而坐牢。在宜兴，他以共青团江苏省委特派员身份，参加领导了震惊江南的宜兴秋收起义。1929 年上半年,在革命处于低潮时，23岁的匡亚明又来到了苏州，隐蔽在私立乐益女子中学任语文教师。
位于苏州古城皇府基的乐益女中是由开明士绅张冀牖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张冀牖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马相伯颇有交往，深知现代教育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遂变卖家产从上海到苏州办学，并聘请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到乐益女中任教。1925年9月，叶天底、侯绍裘、张闻天在乐益女中秘密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发动和领导了当时苏州的革命活动。1929年,中共苏州党的秘密机关已不在乐益，但一代革命者留下的进步开放的校风依然留存。匡亚明在乐益任教时，积极推动乐益与苏州的进步演剧活动，继续在学生中和社会上传播民主与革命的思想。
1929年7月22日的《苏州明报》第三版，刊载了一则《太阳剧社之宣言》: “太阳剧社之宣言，青年努力戏剧运动，比南国社还要穷干。”
“本市青年顾诗灵、匡亚明、任禹成、姚啸秋等，为推进中国戏剧起见，特邀集有志努力戏剧运动之同志，组织太阳剧社。该社社址，即设在苏州盘门东大街二十七号,并于上海、南京二处，设立分社。凡对于戏剧具有兴趣或研究者，不论性别老幼，一律欢迎加人。”
南国社，指的是由中国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田汉等人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现代戏剧团体。该团的活动扩大了中国新兴话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匡亚明等人以南国社为榜样，使苏州的进步演剧活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8月10日，上述四位发起人在沧浪亭正式召开太阳剧社成立会议。不久，他们在从事演剧活动的同时又出版社刊。太阳剧社，在苏州近代戏剧史上有着熠熠生辉的一页。
1930年初，匡亚明去上海，到反帝大同盟和上海总工会工作，从而又离开了古城。对乐益女中,匡亚明有着深深的留恋之情。他晚年重访苏州时，曾特意到九如巷看望张家后人以及乐益女中遗址。
苏州调研，为抢救与保护文化瑰宝不遗余力
上世纪80年代初，出于对中华文化瑰宝的热爱和重视，匡亚明为抢救和保护苏州古城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候，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苏州古城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十年动乱”期间，姑苏名胜古迹遭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由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较多，对大量古迹与传统文化的抢救一时难以明显见效。特别是解放以来，苏州的工业经济与城市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古城保护形成了较大的矛盾，城区内建了很多工厂，从而破坏了古城风貌，污染了环境。
1981年10月，时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会同吴亮平就此事特意到苏州作实地的调查研究。吴亮平又名吴黎平，是参加过长征的资深老革命，是毛泽东会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的英文翻译，也是匡亚明在延安时期就相识的战友。吴亮平一向非常关心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特别是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10月17日,吴、匡两位老同志到苏州。在南园宾馆,他们会见了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施建农、市建委主任秦文艺等同志，谈了来苏州调查的意图和开展调查的要求。吴亮平指出,这次到苏州，就是要搞一个报告，写一篇文章。文章内容要有苏州简要的历史概况、历史名胜古迹的破坏和环境污染情况、存在问题的严重性、造成问题的原因和建议要采取的对策措施等。匡亚明在讲话中说，“苏州是伍子胥建的，是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历史古迹还存在，这在世界上并不多。”“今天早上，我去看了河水，这水肯定是不能养鱼了，我们要搞好它，把河连起来，不仅恢复原来的，还要发展。”“能否把苏州的面貌恢复改变是一件千古大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要靠大家努力,还要有省市的支持，中央的支持。”“苏州的文物古迹是不能创造的，苏州可以说是一步一个景。苏州的同志更要有信心，更要有积极性共同把苏州搞好，在保存恢复的前提下，适当加以发展。”言语之中，挚爱苏州的拳拳之心，殷切可鉴。
苏州市委、市政府对吴、匡两位老同志的调查工作十分重视，具体安排市建委、园林文管等部门负责同志陪同他们进行实地走访。两位老同志出外考察回来，就是闭门阅读历史文献和调研材料，还与谢孝思等苏州文化界的老人进行了咨询座谈。调查活动共20天，经精心推敲，数易其稿，一篇《关于苏州园林名胜遭受破坏的严重情况和建议采取的若干紧急措施的报告》终于成稿。11月11日,返回北京的吴亮平将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11月20日至24日，党中央当时有4位主要负责人分别作出批示。
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是:“此件转江苏省委研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陈云同志的批示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风景区应该整顿了,请给江苏省委，要他们研究一下。”11月30日的《文汇报》刊出了以吴黎平、匡亚明署名的文章《古老美丽的苏州园林名胜亟待抢救》，文章呼吁:要不要美丽的历史古城苏州，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当机立断的关键时刻。我们认为，现在的状况决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如果任其破坏下去，那将是对我们民族国家的犯罪。”文章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明确苏州城市的性质、方针、政策和发展目标。二、根据苏州的根本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坚决而有力地进行经济的调整。三、要统一干部思想认识，加强纪律性。四、为了统筹全面，有计划地建设苏州风景区,建议建立姑苏风景特区;第一步，可以先包含现在的苏州市和周围的吴县地区。
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和两位老同志文章的公开发表，对苏州的古城保护工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1982年5月，苏州列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和建筑群得到了抢救和修缮，古城破、乱、挤的状况明显改观。随着苏州新区和工业园区的相继建设，古城居中两翼腾飞，苏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吴、匡两位老同志来苏州调查并上书中央、发表文章这件事，正如谢孝思老人曾说过的:“是一次对苏州文化建设事业影响较大的事件，在苏州历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