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爆发的全面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的代价，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的第一次全面彻底的胜利。这场战争取胜的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实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阶级、各民族的大团结；其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坚持了一条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与以国民党所执行的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长期斗争，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国共两党两条路线的分歧，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其本质区别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上。抗战一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反复强调：“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1937年8月间，中共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中国抗战的正确路线奠定了基础。不久，国民党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武装人民”、“民众运动”、“抓紧完成地方自治”等积极抗战主张。然而其后的事实证明，以上一些主张，不过是纸上空谈，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其反共、反人民的一党专政体制，不仅未作改革，反而变本加厉地压制人民抗日，迫害民主人士，与广大人民愈来愈处于对立的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几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专文，分析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国内形势，就提出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解决路线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他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重温毛泽东的这一段精辟的分析，对我们加深理解抗战中的两条路线的实质以及我国抗战历史中的若干根本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我想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作一探讨。
关于持久战略
“持久战略”是中国人民抗战路线的理论基础。就在1938年5月的徐州会战期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光辉著作。它的基本论点有三：一、论述了我国处于大而弱的地位如何战胜强而小的敌国的根本道路，从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作出“中国不会亡”、“中国不能速胜”的基本结论，从理论上批驳了当时在一部分人中流行的“亡国论”“速胜论”。二、以科学预见论述中国抗战必经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即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这一理论已为我国抗战历史的事实所证明，对于我国抗战实践起到无可估量的指导作用。三、强调坚持持久战的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广大政治动员”，“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全民的人民战争路线，“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论持久战》的发表，为广大人民拨开迷雾，指明了抗战前途。当时国共两党在“持久战”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共识，国民党把中国抗战战略称为“持久消耗战略”并写进了1938年3月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但实际上,对于如何实现持久战略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国共双方存在重大的差异,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关于“三个阶段”与“两个时期”。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对相持阶段中如何转弱为强、转守为攻的发展过程的深刻分析;而蒋介石所提的“两个时期”则丢掉了对相持阶段中转变过程的分析。蒋介石在1938年第一次南岳会议上所作的分析:“武汉退守、岳州沦陷为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时期”“遂行转守为攻的任务”。在他心目中,完全丢掉了相持阶段这个时间最长,而且特别艰难的时期,这样的“转守为攻”岂非成了十足的空谈。事实上,在国民党指导正面战场的作战中,有过多次对形势估计失误的教训，如在1939年过早提出“转守为攻”;在1944年初,就提出“反攻决战阶段已经到来”反映其持久消耗战略仍带有一定“速胜论”的因素。
二、国民党提出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也缺乏正确的军事指导原则来贯彻实施。毛泽东一再分析了要以战役速决来夺取战略持久的关系,而国民党在作战指导上,主要是依靠单纯的阵地防御,来消耗敌人,不能与运动战结合,也不能实现大量歼敌之目的,尤其在抗战初期几次大会战中,造成我方人员之可能避免的过多伤亡。此后蒋介石本人也曾提到“消极防御”之教训,并在有些战役中有所改进,但仍未能有根本的改变。
关于游击战争
毛泽东在发表《论持久战》的同时,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强调把抗日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来加以考察。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在我国抗日战争中形成了全民动员、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国共两党在游击战问题上也曾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中共的观点,是把游击战作为动员全民的人民战争的概念,也就是从战略上来理解的,如毛泽东所分析的，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对大而弱的国家发动的攻击,发生了占地甚广、兵力不足和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朱德指出:抗日游击战的定义,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以与正规武装部队的战争分别开来”“他们有的几乎是以赤手空拳抗击强敌”“处在敌人后方”“斗争非常困难”“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但是按照蒋介石的解释,什么是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呢?据1938年1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的讲话:“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军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游击队:能够胜任游击战。”这样的指导思想,正反映了他对和害怕动员民众与武装民众的实质。这种“游击战”也只能说是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所谓“游击战”。
历史证明,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由于充分依靠和动员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打败日寇侵略发挥了强大威力。而国民党虽也有大批正规军或留驻或进入敌后，但随着其反共倾向的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逐步演变成为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进行摩擦的主力。这些军队中也有少数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后来参加了人民武装，但大多数既无正确的路线指导和作战方针，又不能和群众结合,甚至骚扰群众,失去了群众的拥护。更为严重的是
一大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队”从反共的错误道路上进一步走向公开投敌,使伪军总数从1941年的35万人,猛增至1943年的81万人,在伪军的构成中,由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队”转化过去的占了绝大比例。
关于敌后根据地
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抗日战争是一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战争，尤其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它既是支持敌后抗战的强大堡垒，又在全国树立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模范榜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敌后根据地普遍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军事体制,既成为一个整体,又担负不同的作战任务。主力部队主要在运动作战中歼灭敌人，地方部队以保卫地方任务为主，而具有极其广泛群众性的不脱产的民兵,进行就地分散的游击战,真正发挥了全民动员、全民皆兵的巨大威力。人民武装不断壮大,敌占区变游击区,游击区变根据地,而作战形态也不断提高，从广泛的游击战发展为与运动战密切结合，并由处于敌人分割包围的小块根据地，逐步扩大为连成一片的大块根据地，形成对敌人的反包围，把敌人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狭窄地带。这就为敌后战场转向全面反攻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在广大农村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抗日阶级的团结合作，这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建设。一是“三三制”政权，明确规定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1/3。又在基层普遍进行村长民选。这样建立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又团结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及开明地主在内的新型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对加强各抗日力量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党和人民军队加强政治建设，真正与人民大众形成了血肉关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普遍进行了党的整风运动，开展拥军和拥政爱民运动，军民亲如一家人，这些都成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政治基础。
三、把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当年广大农民在深重的封建剥削下的非人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要实行全民抗战，不改善农民生活，也只能成为空谈。各根据地在抗战初期就推行了“二五减租”政策。同时，从1943年起，大力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部队通过生产实行部分自给，减轻人民负担，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不少地区出现了战争年代“丰衣足食”的兴旺景象。
在整个抗战期间，尽管大部分国民党军队也在抗战前线的对敌作战中，发挥了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从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来看，除抗战前期曾出现过短时间的蓬勃生气之外，在此后长时期中，愈来愈走向恶化。在政治上，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体制造成更加严重的专制与腐败，反共气焰愈来愈嚣张，各界人民要求民主呼声愈来愈强烈，国民党部队军民关系和军队内部官兵关系也愈来愈恶化。在经济上，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造成物价狂涨，投机猖獗，人民生活大大下降，连年灾荒又造成当年大后方遍地难民、民变四起。这种种状况也都表现了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严重恶果。
关于自力更生
在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坚定地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团结群众，艰苦奋斗，战胜了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在日寇疯狂进攻和“清乡”“扫荡”，以及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供应的环境条件下，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在残酷战争的年代中，还培育了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等，这都是自力更生方针的光辉结晶，也是党所领导的广大军民在抗战年代能够长期坚持斗争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国民党在片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则采取消极依赖外援的方针。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争取外援原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但国民党依赖外援的方针，则是出于对中国人民自身力量失去信心，因而把希望寄托于国际援助，由此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从“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蒋介石长期推行不抵抗政策，这不仅由于他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立场所决定，同时也是他奉行“唯武器论”所造成的失败主义思想的表现。当年他一再声称“一旦战争起来，中国支持不了三个月”，因而他一直幻想靠国际干预来调停战争，而又一再碰壁。“七七”全面抗战的爆发，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国共合作抗战方面虽有明显转变，但并未确立自力更生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抗战初期，包括蒋本人在内的国民党一部分领导人，就认为“只要打几个月后，就会有国际干预或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特别是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需要，增强了对中国地位的重视，也不断增加了对华的各种援助。这本是好事，但并未增强国民党当局对自力更生，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心，反而助长了它对外援的依赖。特别严重的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从反共的根本立场出发，在美援的支持下，加速走上了一条以保存实力为主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路线，对我国抗战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尽管国民党当局推行片面抗战的错误路线，使抗战进程受到了种种干扰和破坏，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先锋和中流砥柱，始终坚持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抗战大局为重，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政策，积极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不仅使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而且使中国人民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包括一亿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发展了全民大团结，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从而为抗战胜利后又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