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茅丽瑛同志是上海启秀女中的老校友、老教师，又是上海职业妇女运动的领袖，曾任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1939年12月12日，她在上海南京路上，为了伟大的抗日斗争事业惨遭敌特暗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9岁。
茅丽瑛1910年8月4日出生于杭州。父亲因没落穷困投湖自尽，哥哥7岁时贫病而死，以后姐妹俩随母亲来沪投奔远亲陈招悦(启秀女中教务主任)。小妹由妈妈送给别人领养，妈妈由陈主任设法照顾留任校工，丽瑛则进入启秀小学部读书，半工半读直到高中毕业。
她从小发奋学习，14岁就在幼儿园教音乐课，16岁就担任本校初中英语老师。她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受到师生尊重。高中毕业后，她考人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就学，学习了半年，因学费昂贵而辍学。
1931年，她考进了上海江海关，担任打字员，但海关的条件是“终身不准结婚”。很明显，这是旧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帝国主义对中国妇女就业歧视限制的不合理制度。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欺压人民，不许抗日。特别是“九一八”日本侵占了我东三省，“一二八”后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这一切使茅丽瑛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做亡国奴必须奋起!1935年，茅丽瑛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参加了中国职业妇女会，在那里开展读书活动和文娱活动。1936年，上海江海关地下党成立支部，她参加了地下党所创立的“以文(文艺)会友”的乐文社，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对党有了认识，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同仇敌汽，奋起抗战，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种爱国活动。此时江海关的党支部在乐文社基础上，进—步组织了华员战时服务团。茅丽瑛为慰劳组的负责人。她从早到晚无休止地工作，是服务团中最活跃的一个。这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这时茅丽瑛说服妈妈，放弃了江海关工作，毅然参加长征救亡团，奔赴广东艰苦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到12月，长征团解散，一部分人要去延安寻找党，茅丽瑛也想同去，却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左右为难，领导告诉她回到上海工作，寻找于玲同志同样可以争取入党。1938年大地回春之时，她便回到了上海。
茅丽瑛回来后，婉言谢绝了江海关的复职和大公司企业的重金聘请，在启秀母校担任半天教课，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职业妇女会”从事救亡运动。为了保存职业妇女骨干、团结广泛的妇女群众，党指示将“中国职业妇女会”改为“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1938年5月5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宣告成立，茅丽瑛被选为俱乐部主席。同月，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她向党宣誓：“我一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言行一致，对党忠诚，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她方向更加明确，热情更加高涨，一心扑在“职妇”工作上，甚至连老母临终也没见上最后一面。她悲痛地对着母亲的遗体说：“妈妈，宽恕我吧，我是为了工作没有来侍候你，没有为你送终!”
1939年春节，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慰劳新四军回到上海，他们在向上海各救亡协会代表作传达时说：“目前在大江南北浴血抗战的新四军，由于国民党政府克扣军饷，不仅缺医缺药，而且时届严冬，身上还没有寒衣穿!”茅丽瑛听了与大家一样非常气愤，非常着急。她看到慰劳团代表从前方带回来的新四军照片和战利品上，有叶挺、项英将军题词：“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新四军一定要打到上海去!”这时茅丽瑛激动地站起来说：“兄弟姐妹们!救国救民如救火!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支援新四军，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欢迎新四军打到上海来!”她的发言慷慨激昂，受到在座各救亡协会代表的一致响应。当时上海租界的难民收容所中聚集着20多万难民。如何帮助他们度过又一个冬天，也是上海人民很关心的问题。因此，茅丽瑛就从这时开始推动“职妇”与各救亡团体发起“物品慈善义卖会”等大型活动。
物品慈善义卖会得到中国国货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56家公司以及厂商等捐献的大批物资。“职妇”还组织捐募队，深入大街小巷去动员，有的老太太打开古老的箱子，拿出她年轻时穿的衣服，说：“拿去义卖吧!”也有的年轻媳妇从手上取下金戒指，有的女工拿出仅有的一块新衣料、一双新鞋子慷慨捐献，这种行动实在感人肺腑!
但是，物品慈善义卖会的举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职妇”为了推销义卖券进一步征募义卖物品，动员了大批名伶名票在“大陆”广播电台举办平剧大会唱(当时把京剧称为平剧），茅丽瑛亲临现场主持。就在这时，敌人送来了恐吓信，其中附有子弹一枚，威胁说：“要立即停止广播，再广播，当心你们的脑袋!”茅丽瑛对此非但不害怕，反而用它来作为激励群众、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在茅丽瑛坚强不屈精神的感召下，台内台外的情绪更为高涨。台内把这颗子弹搁在广播台前，让每一个为义卖而出来演唱的人，面对这颗子弹唱出自己爱国的心声。台外广大听众，听到“职妇”收到恐吓信，更是义愤填膺，都拿出实际行动支持“职妇”，认购义卖代价券的电话络绎不绝。茅丽瑛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取了无穷的力量，以后又举办了粤剧大会唱。这在“孤岛”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敌人见恐吓信无用，又千方百计阻挠义卖会的举办。开义卖会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场所，在这个问题上“职妇”到处碰钉子，她们到哪里借会场，哪里就收到恐吓信，因此，一些单位都婉言谢绝。有一次，第二天就要举行义卖了，但会场还没有着落，在“职妇”的紧急会议上，有人流露出畏难情绪。这时，茅丽瑛还是像往日那样沉着，她果断地说：“不举行义卖会，打退却，正中敌人的阴谋。不举行义卖会，群众关心难胞、关心抗日战士的热情会受到挫折。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举行这个义卖会。我已下了决心，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茅丽瑛一席慷慨的话，震动了每一个到会姐妹的心。于是，由茅丽瑛带头，全体姐妹一齐动手，连夜将“职妇”会所布置成百货商场，物品慈善义卖会于1939年7月14日上午9时按时正式开幕。当天下午两个暴徒突然冲进义卖会场，放肆地推翻了陈列物品的长桌，撕下了“一切为义卖”的标语，一时义卖品践踏满地，秩序顿时大乱。这时有两位机灵又大胆的青年把持了进出口，大喊：“捉特务!捉特务!”暴徒终于被大家抓住，送交租界巡捕房。茅丽瑛立即维持秩序，安定人心，发动大家把会场整顿好，继续营业。
这场物品慈善义卖会举行两天后，胜利结束。在巡捕房审讯两个捣乱会场的暴徒时，茅丽瑛义正辞严地出庭作证。几天后，日伪《新申报》上登出“新闻”说茅丽瑛是“第二史良”，是共产党激烈分子。其实，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敌伪特工总部，早已密谋对“职妇”进行破坏，布置女特务混进“职妇”，对茅丽瑛进行盯梢，并到宿舍偷窃茅丽瑛的照片。“职妇”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为茅丽瑛的安全担心，劝她暂时躲避，撤离上海，去参加新四军。茅丽瑛提出要先把“职妇”积极分子的工作做好，巩固群众的情绪，尔后再离开。组织上批准了她的请求。
敌人的破坏阴谋屡次遭到失败，终于对茅丽瑛下了毒手。1939年12月12日晚7时30分左右，茅丽瑛在会所开完会后刚下楼梯走到弄堂里，就遭到几个特务的狙击，身中3枪，鲜血从她的黑丝绒旗袍里流到地上。茅丽瑛受伤倒在地上后，还紧抱着藏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不放，一直等见到“职妇”的负责人，才放心地交给她。身负重伤的茅丽瑛进医院后，对护送她的“职妇”姐妹们说：“我可以死，死而无怨，只是你们绝对不能因我的死而有所怕，希望你们要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茅丽瑛身中3弹，但未中要害，如能精心医治，是可以得救的。但敌伪特务机关与英帝国主义勾结，茅丽瑛在仁济医院里，得到的不是救死扶伤的医治，而是政治犯的待遇。她虽经手术，但手术后不准护理。党组织布置医院党支部设法去接近她，作好护理工作，并把党和人民对她的关怀转达给她。茅丽瑛对偷偷去探望她的同志轻声地说：“告诉我妈妈(指党组织)我不怕，要她放心好了!”到15日上午，她再次托人带出口信：“跟她们说，不要为我担心，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我不怕!希望她们努力工作，好好应付环境!”就在这天下午“职妇”党组织正设法为她转院治疗的时候，突然接到噩耗说茅丽瑛病情恶化，已于2点12分不治身亡。
茅丽瑛逝世后，党的地下组织动员上海各人民团体成立治丧委员会，1939年12月17日，在万国殡仪馆举行隆重公祭，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都有代表参加。妇女领袖何香凝特派专人由香港来沪祭奠。万国殡仪馆的大厅里，挂满了各爱国团体赠送的花圈和挽联。启秀女中师生列队前往献上的一副挽联，上写“为义卖焦虑， 为义卖毕命，一击伤怀，女界遭殃竞居首；教学生忘私，教学生从公，满腔热望，同侪负责独争光”。茅丽瑛烈士的血衣陈列在灵堂上。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冒着风险前来吊唁和瞻仰遗容。公祭连续了两天，声势浩大，这是上海人民继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又一次规模最大的追悼和公祭。这既是对烈士的悼念，又是对敌人的抗议，在狂风恶浪、敌特猖獗的“孤岛”上，这个追悼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拿启秀女中来说，许多同学都以她为榜样，坚持抗战，参加革命。如张孝慈、王端珠等以后争取入党，杨克不久就去了解放区，蒋丽似则长期坚持地下斗争。
全国解放后，上海各界人民在1949年12月12日举行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追悼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与市领导陈毅、刘晓都送了挽联，《解放日报》当天出了纪念特刊。1962年，与茅丽瑛共同战斗过的于伶为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以茅丽瑛为原型，创作了舞台剧本《七月流火》，之后又拍成电影广泛流传。茅丽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