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奋战夺回国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作为在新四军中锻炼成长的一名女战士,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近来听说海外、国外竟然还有人在胡说什么“新四军游而不击”、“共产党利用抗战抢占地盘”,十分气愤。怎么是抢占地盘呢?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伪军那里把神圣的国土夺回来的,我就亲自参加了这样的斗争。
　　时间从1941年冬到1942年秋,地点在江苏省宝应县南部叫“临北”的一块地方。
　　所谓“临北”,是指临泽到界首的公路以北。这个地方不大,南北二三十里,东西三四十里。东、南、西三面是敌伪军占领的公路和据点,北面为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所控制。其中的乡、保政权都已伪化,被敌伪称为治安模范区,我们认为是模范伪化区。这块地方不大,但地位重要,它是新四军一师、三师和运河西的二师、四师开辟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战略区的结合部。韩德勤自己不打鬼子,还派他的部队投降日寇当伪军(群众称他们为“二黄”)企图阻止新四军来开辟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奉军部命令,开辟江(都)、高(邮)、宝(应)地区。五十四团团长吴彪(后改名吴咏湘)带了第一营的主力部队,挺进临北,旅部战地服务团团长刘烈人带了他所属的临北工作队随军行动,我军于1941年11月28日凌晨打下临界公路上王家营据点,消灭伪军一个连,乘胜到达郭土桥一带,营部设在伪乡长家里。部队进入新区,当晚就要变换驻地。刘烈人同志把我和王维等五人托付给伪乡长,要伪乡长对我们几个人的安全负责。
　　伪乡长徐震之是个地主,读过大学,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他安排我们住在他家北面放粮食的屋里。第二天早饭后,徐震之来看我们,王维向徐震之讲解形势,说抗战必胜,要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还来不及表态,跑进来一个人,神色慌张地对着徐震之说:皇军到了郭土桥。徐有些意外,脸朝着王维,意思是问怎么办?王维对他说:“你去。你自己心中有数就是了。”徐震之说,这里离郭土桥只两三里路,他想由他家长工带我们到外面避一避。我们同意。长工带我们走了几里路,进了一个祠堂休息。吃了午饭后,他说去看看皇军走了没有?我们让他去了。但到了日头西斜,还不见他回来。我们小组的陈展之会说苏北话,他去向老乡打听,听说郭土桥的皇军走了。我们乘天黑前赶回徐震之家,抓紧开展工作。
　　刘烈人同志在我们工作队三个小组分头出发时,嘱咐我们一定要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做老百姓的儿女。他说,得到群众支持,我们就能站住脚。当地青壮年农民,大都编进了刀会,刀会受地主控制,迷信色彩很浓,并由“香堂师父”带领练功,号称刀枪不入。刘烈人说,他多做上层工作,要我们多和刀会中下层骨干交朋友,帮助他们进步,争取把刀会转变成为能配合我们部队打鬼子的民兵武装。
　　我到郭土桥,找到曾为我军做过向导的吴继典大爷,向他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了解刀会的情况。吴大爷的老伴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有深仇大恨。他到过运河那边,看到过新四军,听盐城人讲过新四军做的许多好事。他想,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总有一天新四军也会来到他的家乡。现在新四军真的来了,他很乐意帮助我们。他说,郭桥乡的刀会,要算芝麻隔和土塘沟两个地方的人数多,力量大。芝麻隔刀会的领头人陈士裕,在上海做过工,是个有志气、讲义气的好汉,他也会欢迎新四军的。我请吴大爷带我们去看他,正说着,陈士裕向这边走过来了。经过吴大爷介绍,陈士裕很高兴,他请吴大爷和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坐坐。陈士裕家在芝麻隔,住的是草房。他老婆陈大嫂在上海帮过佣,他们听说我是上海人,觉得很亲切,一下子就成了熟人。我讲上海人现在也受苦,许多人或参加新四军,或在上海帮助新四军打鬼子。我希望他俩在自己的家乡帮助新四军。他俩一口答应。陈士裕说,自己从小死了父亲,母亲外出做佣工,他是靠叔叔抚养的。他15岁到上海、苏州一带谋生,做过码头搬运工人。“八一三”日本鬼子打到上海,他回到老家。他家附近据点里的鬼子,不断下乡烧杀抢掠,一些土匪趁火打劫,于是他带头组织刀会自卫。
　　芝麻隔的刀会有四五十个人,每人有一把大刀,还有三五支步枪,设有香堂,晚上香堂师父带刀会会员烧香练功。
　　我们小组孙也坪等同志到土塘沟开展工作,发现当地刀会中一个叫杨华龙的年轻人很热心,通过他,和几个小伙子交上朋友。当时,临北地区的刀会,自称“三不打”,即“不打中央军,不打皇军,不打新四军”,专打土匪保家乡。我们给他们分析:日本鬼子是外国人,他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放火,抢东西,强奸妇女,刀会要保家乡,就该打鬼子。打鬼子的中央军,我们拥护,不打鬼子的假中央军,我们不帮助他们。新四军打鬼子最坚决,功劳很大,我们应该帮助新四军打鬼子。有新四军在这里,土匪也不敢捣乱了。
　　我们还引导他们诉日本鬼子的苦,激发他们的爱国心,民族恨。我们也讲新四军英勇杀敌、爱护乡亲的故事,还说明新四军这次来就不走了,增加了他们亲近感和斗争信心。
　　临北工作队的另外两个小组,一个在赵家河,—个在团庄、刘堡头一带(注:即电影《柳堡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两组与我们小组相类似,工作进行得也比较顺利。
　　1942年的1月初,正当我们开始打开局面时,临北地区周围的敌伪军从几路出动,一起来“扫荡”新四军。我们事先得到情报,主力部队作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我们这个组就连夜动员芝麻隔、土塘沟的刀会配合新四军反“扫荡”。这两支刀会也都积极响应。我们做了分工,我和孙也坪在当地和刀会一起行动,王维去和主力部队联系,以便相互配合。那天,天还没亮,王维刚离开芝麻隔,从王家营出发的一路敌伪军已经向北来了。当他们靠近芝麻隔的时候,陈士裕和他的刀会就隔河向敌伪军吹牛角哨、开枪。敌伪军朝这边扫射,但没有停留,仍往北去想找我主力部队作战。刀会有一会员负了伤。我和陈士裕把受伤的会员送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从临泽出发的敌伪军占领了夏家集。土塘沟离夏家集很近,孙也坪和杨华龙带领刀会打鬼子,两个刀会会员中弹牺牲。日本鬼子还烧了几家房子。
　　王维找到部队,刘烈人和高营长、营政委林友映商量,决定下午出动,打击从临泽出来的一路敌伪军。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军出动。敌伪军发现我军追击,加快向临泽撤退。老百姓看见新四军追打鬼子兵,都很高兴。当晚王维回到土塘沟,知道他们受了损失,又安慰又鼓励,作了一些安置,然后赶到芝麻隔,已经是下半夜了。
　　新四军进入临北才一个多月,就有两支刀会出来配合新四军反“扫荡”,是很令人高兴的,但刚一开战,就两死一伤,得好好总结经验教训。陈士裕通过这次战斗,比以前明白多了,他表示要请新四军部队里的同志来指导刀会。
　　1942年4月8日,占据界首和王家营的一小队日军和一百多伪军窜到郭土桥,驻在郭土桥北边的我军奋起迎击。我军很快就把郭土桥这个小市镇包围了,经过激战,我军毙伤十多个日伪军。郭土桥枪声一响,四周的刀会纷纷赶来助战,喊声震天。敌军被迫退进吴家祠堂大院顽抗。林友映政委指挥部队猛攻,在即将攻进祠堂之际,敌人的增援骑兵部队已快到郭土桥了。林政委指挥部队用火力压住敌人,掩护刀会群众先撤出战斗。这时,林政委中弹负了重伤,他仍坚持指挥战斗。当敌军临近时,他甩出两枚手榴弹,炸死炸伤10多个敌伪军,自己壮烈牺牲。林友映同志是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时年26岁。
　　这次“郭土桥战斗”是在我中心区打的,老百姓目睹新四军英勇杀敌,鬼子兵抬着几十具尸体退走,非常高兴;对林政委为掩护刀会撤退,中弹牺牲,十分感动,许多人都哭了。
　　几天后,临泽、界首、汜水等据点的敌伪军一齐出动,到郭土桥、土塘沟、夏家集、团庄等村镇抢掠、烧房子。由于我军有了准备,敌伪军扑了空。
　　郭土桥战斗以后,共产党、新四军的威望大振。敌人的烧杀激起群众更大的仇恨，许多刀会要求新四军同志来帮助训练。像杨华龙那样的积极分子,要求参加新四军。陈士裕说,林友映政委是共产党的好儿子,我也要做党的好儿子。我们因势利导,抓紧机会发展党员。孙也坪同志原来还没有入党,由王维和我介绍他入党。接着,王维介绍陈士裕、雍有美,我介绍吴继典,孙也坪介绍杨华龙入党。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我在一块3×2寸毛巾大小的红布上画上镰刀锤子,把它放在坟墩头上,新入党的同志举右手在这面小党旗前宣誓。仪式简单,但很庄重。
　　在建党的同时,进行建政。我们先发动群众抗税,即不向伪政权交税。再进行乡长、保长的民主改选。徐震之由伪乡长转变为两面政权的乡长,并帮助新四军抗日,被选为抗日乡长。
　　陈士裕入党后,提出把由一部分刀会会员组成的自卫队,改编为正式的部队。经请示上级,接受他的要求,决定把我们临北工作队组织起来的四个自卫队合编为宝应警卫大队,由陈士裕当大队长,由王维担任政治指导员。这个大队有180余人,部队发了军装,补充了枪支弹药,很像一支队伍了。不久,部队派来有作战经验的连长和指导员,并上升主力,成为和一营换防的第三营第八连。王、陈两人留队帮助工作。过了一段时间,陈士裕回地方工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遭王家营据点的汉奸暗杀。(解放后,陈士裕被追认为烈士)
　　1942年6月,在我军进人临北的半年以后,上级考虑要建立党政领导机构,因为在四师淮北地区已经有一个宝应县,临北这个地方就叫宝应湖东地区,决定成立中共宝应湖东工委、湖东行署,下设夏集、汜水两个区委和区政府。郑少仪、刘烈人先后担任工委书记,分配我当汜水区工委书记。这时我入党才一年多,刚满20岁。
　　我军经过几次战斗,打退了敌伪军的“扫荡”,摧毁了伪政权,党政组织系统健全,农民抗敌协会等群众团体也建立了。原来的伪化区,已改造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对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农民生产热情高,根据地生气勃勃。
　　敌人不甘心失败，1942年8月中旬,调集更多的兵力对我根据地实行“清剿”。敌伪军在我们根据地内安了许多据点,本来地方就不大,这样我们活动的空间变得更小了。我们领导机关提前作了准备,把主力部队调到高邮境内活动,留下一支二三十人的武工队,和地方干部一起坚持斗争。我们汜水区,区游击队一分为二,区长陆顺生带一部分,我和区游击队长范日升带一部分,日伏夜出,坚持斗争。男女同志都穿便衣,我本来是短发、“二头毛”,在女同胞的帮助下,在后脑结上一个假髻,再用青布一包,和当地的妇女完全一样。
　　敌人“清剿”来势很凶,他们在汜水区的中心点杨天庄安上了据点。敌人从运河边汜水、界首等据点,分几路由西向东进行梳篦式的“清剿”。而我们在敌人到来之前,已经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疏散、埋藏粮食,作好反抢粮的准备。区游击队分两部,穿插活动,夜里到杨天庄据点周围打冷枪,使得据点里的敌人坐卧不安。敌伪军虽然在我们根据地内安了许多据点,但我们得到当地群众帮助,对敌伪的动向了如指掌,而我们的行动灵活多变,敌人就是派出探子也打听不到。
　　有一次,我带区游击队的十多个同志转移到杨天庄据点以东二里路的土墩子,这是个独家村,地形高,看得见地面上的动静。白天,南北两股敌人,一股正在庄前约300米远的小路上行进,一股在庄后约半里路的大路上经过。我们隐蔽得很好,没有被敌人发现。过不多时,有个汉奸探头探脑来侦察。经庄上放哨的群众一盘问,他露了马脚。我们抓住了这个汉奸,怎么办?不能放,又不能开枪打,如枪一响,敌军就能听到。到了夜里,我们转移之前,根据上级有关在反“清剿”情况下,各单位可以看情况自行处置的指示,果断地决定就地处决。我和范日升用绑带把他勒死,埋了。
　　敌伪军进入抗日根据地,处在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我坚持原地斗争的武工队和区游击队不断袭击他们,同时我们四周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也加强对敌的打击力度,这帮“清剿”军支撑了20多天,不得不退回原来的据点,我军民合力取得反“清剿”的胜利。我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伪手里夺回的神圣国土,成为人民的乐土,对日作战的反攻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