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网友问我：“你是怎样参加革命的?”“你参加新四军时，心里有无害怕或顾虑?”此前也曾有大学和中学的同学间过类似的问题。由于网上聊天时间有限，只好借《大江南北》的版面，来谈谈自己年轻时是怎样参加革命的这段经历。
国难的教育
1931年9月18日那个悲惨的日子，我们东北的沈阳城被日本军队侵占了。之后的三个多月时间，我国整个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痛心啊!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愤之中。那时我才1O岁，我只见到大人们都在唉声叹气!我父亲看着报纸，摇着头，手却直发抖。我们县里的水产学校的学生队伍上街了，拉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标语，每个人拿著名标语的纸旗，喊着“反对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反对卖国投降” “要求收复东三省”等口号在街上游行。由于当时不了解蒋、张之间的内幕情况，口号中也有“打倒张学良”，要求惩办他的口号。我们这些孩子也跟在学生队伍的后面伸着拳头跟着喊口号。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在上海市的虹口日本租界里又制造事端，向我驻军发起进攻。这就是“一二八”事变。当时驻上海的我十九路军即奋起抵抗，战火在上海闸北一带展开，激战34天，于3月3日停战。十九路军将士打得非常英勇顽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打死敌人万余人，日军四次调换了上海战区的指挥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们小小县城里的人们都拍手称快，兴奋异常，大家都颂扬十九路军为国家民族争了气。有不少从上海逃难回来的亲戚老乡们，愤慨地叙述着日本侵略军各种暴行，也叙述了上海各界人民主动组织救护队、运输队和募集医药物资支援前线抗战的各种感人故事。在那些日子里，我既有对狠狠揍了日本鬼子特别兴奋痛快，又有对鬼子的罪恶兽行的无比仇恨，而对上海老百姓积极支援前线的行动又深深感动。
不久，报上登载了经英美法意等国代表的调停，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代表5月5日在南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当时我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都摇着头说，这个“协定”是个卖国协定。“协定”中有一条是允许日军在上海驻兵，这激起大家极大愤慨。当时我只是一个幼童，但也已能意识到蒋介石的政府是一个害怕鬼子的不敢抗日的无能政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燃烧着抗日的怒火。
那时还听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正激烈之时，所有上海的日本纱厂的职工，举行了全面的有组织的罢工，叫“抗日总同盟罢工”。上海各界都进行了有力声援，以配合十九路军的前线抗战。这次罢工在全国影响很大，大家竖着大拇指说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当时我就想共产党有志气、有能力，是真正抗日的。共产党就在我心上种下了具有崇高威望的种子。
“一二八”以后，在苏浙各地开起以“一二八”命名的商店，并以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的头像作为各种商品的包装广告。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偃旗息鼓，而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向我华北作蚕食式进攻，仍不断向察哈尔(即现在的内蒙古东南、河北北部地区)侵略。东北、华北的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组织义勇军，自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我很敬佩他们毅然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决心和勇气，同时又很同情他们当时的困境。
歌声的力量
1932年以后，抗日歌曲不断涌现。但国民党蒋介石把进步的抗日歌曲视作洪水猛兽，均在他们的文化围剿迫害之列。但事物往往是走向反面，反动的统治愈想控制，抗日歌曲却在要求抗日进步、关心祖国存亡的青年学生中很快传播开来，而且被视作考察对方是否是个要求革命进步的标准之一。在我们的海岛小城市里，由于地处偏僻，那时唱抗日歌曲的人还较少。我的一位亲戚杨志华在上海任教员，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一年春节他回老家过年，他向我介绍了上海各界的救亡运动，我听得津津有味。就在他的短短假期里，在他的教唱下，我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这两首歌的一字一句，都深深地触动我的心灵。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是向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是向我自己发出的强烈悲愤的呼号。那《救亡进行曲》号召全国各界人民起来救亡，“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要求大家“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朝着一个方向”。这两首歌我每唱一遍就万分激动，剧烈震撼着自己的灵魂，希望自己能早日成长。
由于父亲旧观念很深，对洋学堂一直不以为然，所以我到了13岁还在私塾读古书。但我已懂得要救国，将来要为国效力，必须去新学校念书。我以半年的时间补习了小学的数学和英语，说服了父母，就直接去投考我县唯一的初级中学。学校录取了我，但学费很贵，我家实在缴不起。我就自己直接去找中学校长请求帮助。他见我求学心切，就给予特殊照顾，允准每个月分期缴付学费。我又设法从县政府里领取粮册和户口册等来抄写，以补助学费。这使我对社会现实、贫富差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不满现状而产生要求改革现状的思想。我想这可能也就是革命思想的萌芽。
这年夏天，我在这个小县城边的一条河堤上散步，我边走边高唱着抗日歌曲。这时对面有个比我大好多岁的青年，口中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向我走来。他热情地向找打招呼说：“我们认识认识吧!我们可以交个朋友，看来我们是—个战线上的战友吧！”我听了非常高兴。我一个十几岁小青年能交上二十余岁的大朋友，觉得自己受到大人尊重而感到荣幸。这位朋友叫翁涛，原是在上海劳动大学求读的共青团员，后考入电报局经培训后派来舟山任电报局的报务员，因青年团的上级领导遭到破坏而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几个失去关系的团员仍保持着相互的密切联系，都在各自的所在地开展群众工作。翁涛就在我的家乡舟山联络各界具有积极抗日思想、要求进步的青年开展读书会、职工互助会等秘密的组织活动。参加者以小学教员为多，也有失业青年、工人等，共30余人。我是个刚进入初中的学生，也被吸收进去。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组织会议，极为兴奋，是这个活动中带着耳朵听的积极分子。读书会每月有一二次活动。从讨论分析抗日形势、批判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再谈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由此谈到红军的长征情况，苏联的革命及其发展壮大的经历等等。同时又结合谈论各自的生活环境，社会的不公，工人农民职员所处困境，而后进一步讨论阶级压迫，蒋介石及其各级政府镇压抗日群众，逮捕枪杀革命志士的反动统治等方面。我们的读书会还有个特点，每次集合都要学唱一首抗日革命歌曲，这样，我又学会了《松花江上》、《流亡》、《上前线》(流亡三部曲)。这在当时都是新歌，反映了东北同胞对失地、毁家、失学的痛苦经历，它的歌词有力地敲击着我的神经。翁涛在一次会上又亲自教唱了《国际歌》和苏联的《工人歌》，在教唱之前还命我和另一同学去屋外望风，以防有人侦听。
翁涛还向大家介绍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及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等。那时我还看不懂这些书，只有点粗略的印象。但是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对我在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的改造上起了重要作用。为了便于大家学习交流，翁涛要大家把各自的藏书都拿出来集中在一处，以便大家交流借阅。读书会经过一段时间后，在翁涛的提议下，就转化为自发的非正式的救国会。那时我已进入初中二年级，参加这些活动都是在星期天及课余时间。一次我在作为学校代表参加全国童子军的野营比赛活动中，发现有东三省流亡同学的童子军代表也来野营。我兴奋地去见他们，见面时就热烈地拥抱起来。我拿出本子请他们签名留念。一位东北同学在我本子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舟山同胞要共救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我看了，热血沸腾，泪流满面地说：“一定，一定。”内心却是悲愤和羞愧，我还没有作出过真正有作用于救亡的工作。随后又谈及他们的生活，他们说：“我们仍在到处流亡中生活。”接着问我：“你会唱流亡三部曲吗?”我们就合唱起来。当唱到“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时，大家都已满面泪水。当唱最后一句时，我和他们一齐举起臂膀：“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这一幕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北平市国民党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这引起各校学生和北平市民的极大愤怒， 第二天北平的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16日市民和学生万余人又举行了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时一位我的同班同学，后转去上海上学的乐时暄(即乐群)，从上海回来过春节，大谈他们去南京请愿的情况：上海当局为阻止上海学生去南京国民政府请愿，令上海铁路局把去南京的铁轨拆去数段，火车司机均被隐藏起来。上海学生推举交大学生当司机，并选调各校机械系学生集中负责修复铁轨。同学们把被分散甩入河浜里的铁轨、铆钉，从冰冻的河中捞上来。火车就修复一段开一段，走了一天一夜，终于把几千名上海学生运到了南京。学生们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请愿。我听了时喧的叙述，既羡慕他，又为他骄傲，更为上海同学的壮举而敬佩。他们都在鼓励着鞭策着我投入战斗。
那年春节，杨志华从上海回乡过年。我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不定期地寄给我《救亡情报》，这是一份由救亡协会主办的刊物，介绍各地救亡运动的情况等。这次我们见面后又进行了详谈。他特别郑重地向我谈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抗日救亡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还告诉我，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已成立， 并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可介绍我参加上海职救。于是我成了职救成员。从谈话中，我意识到他已与共产党有接触，但他没有与我明讲。后来我知道他是在1937年初入党的。他是对我有着重要影响的带路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