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六十年前曾任兴化县委书记的戴为然同志
2002年底建成的兴化市界牌头大桥长82米，宽8米，可通轿车、货车。东南接如东的洋口，西通运河线，北与盐阜、连云港、欧亚大陆桥相衔接，是兴化火车站通向204国道唯一的一座大桥。大桥建成后，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兴化市跳了出来，大大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今，在这苏中和苏北交界的这块革命老区，只要一提界牌头大桥，人们就会说:“这都亏了六十多年前在兴化担任县委书记的戴为然同志!”
心系老区群众
戴为然同志是共产党在兴化的创始人之一。战争年代，他曾经带领串场河两岸党员干部群众，与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保护了串场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两岸人民至今不忘他的大恩大德。
1999年秋，乡亲们要我帮助筹集界牌头大桥建设资金。这对从小喝串场河水长大的我是义不容辞的。一天，我约离休干部居根文同志，请他和我一起去南京找戴老，求他为建设界牌头大桥筹集一部分资金。
1940年，黄桥决战胜利以后，戴为然同志奉命到兴化开辟根据地。1941年7月，他担任兴化县委书记。他夫人童进，也曾担任过合塔区委书记，居根文就是她发展入党的。居根文说:“我先写封信去试试，看戴老记不记得兴化有个界牌头了。”
看信生情。居根文同志的这封信，勾起了戴老六十年前的一段回忆。那是1941年秋天，苏中、苏北相连的交通线上，东台、盐城和沿线集镇，在日伪大“扫荡”中，相继被占领。东台、兴化范公堤两侧，遭到封锁、分割。一天，他奉命去苏中区党委汇报工作。出发前， 先由界牌头几个村干部和乡联防队员伪装捉蟹摸鱼，侦察日伪来去动态。下午，大家回来了，和他一起分析了敌情，决定晚上渡河。晚上，他在乡联防队派出的沿河堤南北两路流动哨警戒掩护下，从界牌头公路桥下，安全渡过串场河，与守候在堤东的交通员相遇，把他带进一个偏僻的小舍暂住，待到天明，才动身东去。
戴老调到省里工作几十年，一直保持着与兴化人民的联系。兴化人民有困难，去南京找他，他总是热情相待，帮助解决。该在上边解决的，他不向下推;该到下边解决的，他要下边按照政策解决。
接到居根文来信不久，他打电话给兴化市长吴跃，要他支持界牌头建桥。
支持老区交通建设
1999年11月13日，我和乡党委副书记刘祝才、村党支书周龙祥，一起去南京拜访戴老，向他诉说建设这座大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兴化火车站与204国道，中间隔一条串场河。“隔河千里远”。从兴化火车站下车，向东不能上204国道;而204国道向西不能去兴化火车站，往来受阻。串场河河面宽阔，来往船只频繁。两岸交通仅靠一条渡船，到了晚间，或大风大雨天气就无法过河。几年前，一天风大浪急，乘渡船的四人全部落水，其中二人抢救无效死亡，有一位妇女还怀孕在身。
戴老听了凄然，面部呈现出痛心的神色。他问:“建一座交通桥不容易，资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乡亲们讨论用“六个一点”筹集，即各家各户集资一点，村里拿一点，乡里出一点，上县里争取一点，向省里要一点，去银行借一点。我递给他一份向省里求助建桥资金的报告，他看了看，对在界牌头建桥深表同情，说:“这桥，市里应该主动地去建，不应该要你们跑。一个300多户的村庄，集资20多万元，不算少。”
界牌头地形、历史，戴老都非常熟悉。他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界牌头对我军的地下交通作出了很大贡献。解放这么多年，这儿架桥，那儿修路，竟然把这座桥忘了。去年，我到合塔圩观光，想去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看一看，因为没有桥，也不曾去得了。
他又说:“这一次，不要你们跑了，我给你们办。”
戴老在我递给他的报告上写上转交省交通厅处理的意见:“目前，兴化全市仍处于封闭状态，不符合改革发展要求，落后于形势。此桥建成，东南接如东的洋口，西通运河线，北与盐阜、连云港、欧亚大陆桥相衔接。不论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建设此桥，都迫在眉睫。现在，这地方(合塔乡)群众自动筹集资金，急盼修此桥，请予批助。”
我们把戴老签注的报告送给交通厅。交通厅的同志说，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戴老给考虑了;戴老为我们补缺，我们一定支持。他们要我们在家里等。
乐为老区排忧解难
在建设界牌头大桥的日子里，我们成了戴老家座上常客。一天，我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刘风阳一起来到他家，他问:“建桥的事办得怎样了?”我告诉他，省交通厅提出，按照程序，他们不好把建桥资金直接拨到兴化，更不能直接拨到镇里、村里。要我们去泰州市交通局，请他们把材料报送省厅。
戴老听后随即取出纸笔，给当时任泰州市长丁解民写信:“解民同志:界牌头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建桥，以利大范围交通。此举，对泰州所属兴化的对外开放和长远利益都有关。在这之前，我应当地干群要求，予以支持，评注了意见，望据情支持他们，理顺环节上障碍，使问题获得解决。”我接过信，和刘风阳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回兴化，从南京直奔泰州。到了泰州天色已晚，只好找个小旅店住下。
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泰州市政府门口一打听，得知丁市长已去泰兴开交通工作会议;他下午去省里报到，明天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我们一听急了，决定赶往泰兴。
泰州市交通工作会议，在国际大酒店召开。到泰兴后，我们直奔国际大酒店。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钟鸣同志引我去楼上，向丁市长呈上戴老写给他的亲笔信。他看过以后，询问了一下大桥建设情况。钟鸣同志在一旁说:“刚才嘉谷同志已经把情况向我说了，我已向交通局高局长打过招呼。高局长答应为他们报送材料。”丁市长看我白发苍苍，手在我肩上拍拍，赞扬地说:“你为泰州打开一个新的通道。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人民操心，值得尊敬。”
不放过为老区服务的机会
大桥的桁架梁树立起来，村里人要在大桥中间嵌块石匾，刻上“界牌头大桥”五个大字。这字由谁写?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一致认为，还是请对建设大桥有贡献的戴老写。
一天，我和界牌村会计刘守珍一起去南京，请戴老为大桥题名，没想到他生病住院。我们来到医院，找到戴老住的病房，推门一看，他安静地躺在床上。戴老见我们进来，即从床上坐起，招呼我们坐下，问有什么事?我们说，一是向您汇报，交通厅补助的建桥资金已经到位;二是大桥施工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二，想请您题写个桥名。看您住在医院，我们不好意思增加您的麻烦。他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这不是你们增加我的麻烦，而是给我增加了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写。”
一个近九十高龄的老人，每事不忘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和思想情操啊!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为大桥题字的草稿，草稿上写“界牌头大桥”和“2000年12月”，问戴老:“这样好吗?这张纸留给您，等您康复以后，写好了，我再来拿。”戴老听后，爽直地说:“不用了，今天我就给你们写好带回去，省得以后再来。这么远的路，来一趟不容易!”戴老要驾驶员取出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文房四宝”，这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他很快地在病房里安放好，摊开宣纸，挥笔疾书，“界牌头大桥”五个字一气呵成，并签上姓名和时间。我草稿上写的是2000年12月，他改为“龙年腊月”，盖上红艳艳的两颗印章，—为戴氏，二是为然。“牌”字中间的一笔，他感到不够理想，用笔描了描。
结束了，戴老仔细地端详自己写的几个字，觉得“牌”字仍不够理想，又重写了两个，要我们带到兴化，让大家选择。再看看，印章盖在时间上，不好刻石，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下姓名和时间，盖上印章。前后忙了一个多小时，医生看他脸上充血，催他吃药。
临离开戴老之前，刘守珍从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我说:“这是给您老人家的润笔费。”他不屑一顾地说:“你们这样做就不好了。我说过，写字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怎好收钱?”我说:“润笔，古来就有，郑板桥不也收润笔!”他很严肃地批评:“别说这些了，你再说，我就要骂人，赶你们出门，下次有事也别来找我。”
戴为然同志这种一心为革命、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值得在兴化工作的每一个干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