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踏上征途1937年7月，我和吴之理结束了在上海医学院5年的学习课程。我被分配到南京中央医院做实习医生。吴之理则到南京鼓楼医院实习。正在这个时期，“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浴血抗战，一批一批伤兵送到南京，中央医院改为伤兵医院。我夜以继日地为那些抗日士兵抢救治疗，十分辛苦，但我终于能够为亲爱的祖国贡献力量，医学院几年的苦读有了用武之地，实现了学医抗日的理想，内心十分畅快。
距上海“淞沪抗战”不到两个月，“蒋该死”的国民党政府却准备逃跑了。中央医院接到命令，医护人员全部撤到武汉，而将伤兵留下。10月26日，当我们医务人员登上长江轮船时，成百名伤兵抢着上船，有的竟被国民党宪兵推入江内，其状惨不忍睹。周围的群众怒火冲天，这批伤兵都是在“淞沪抗战”中受伤的，国民党政府竟置他们于死地，真是混账透顶。
我到武汉以后，跟着中央医院转到长沙湘雅医学院工作。月余，转到桃源等待。那时前线缺医少药，八路军在武汉招聘医务人员。吴之理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博士，他欢迎我们参加新四军工作。
吴之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急忙从桃源赶到长沙，向中央医院的院长请求，让我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抗日。可是他生硬地说：“不!你不能去。新四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如果你去，以后就别想拿到毕业文凭。”我也干脆地回答：“国难当头，一张文凭有什么用?我不要了，再见。院长!”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1938年1月底，我和吴之理从长沙到了南昌。在南昌新四军军部筹备处，我们见到了医务处的处长沈其震、大夫宫乃泉、孙药剂师，还有男护士李子民。更高兴的是见到了上海医学院的两个同班同学戎和卿、郑廼光，我们倍感温暖，好像到家了。从此，我开始了全新的女兵生活。我们这一群20多岁的医务人员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从全国各地来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组成了新四军军部的军医处。不久沈其震处长发给我们每人一支左轮手枪。我们穿着军装，把手枪别在腰带上，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每个人都挂着手枪，拍照留念。好神气啊!我们就等着上战场英勇杀敌了。可是不久就发现，新四军简直把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当成了宝贝，一有情况就早早地把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的手枪不仅没有机会杀敌人，连自卫的机会也没有。半年后，因有人手枪走火，领导怕我们发生意外，让我们把手枪上缴了。
建立了两个一流水平的军医院
到了7月中，我们到达了安徽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小河口是泾县的一条小河，离云岭80里。这条小河北通泾县章家渡，南达太平县，是一条交通水道。河的南岸有一大片沙滩，我们有20多人住在小河口沙滩尽头的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内，另外20多个医务人员住在云岭附近的南堡村。我被分配到了南堡村。皖南有很多大地主的祠堂，十分宏大，是建立病房的好地方。离军部3里路的南堡村就有一座大祠堂， 远看又高又大，走近一点就发现已是墙皮剥落、年久失修，天井里杂草丛生，满地乱堆着破砖烂瓦。我们推门进去一看，都惊呆了，昏暗的屋内满是尘土和蜘蛛网。天啊!这里就是我们的病房吗?这时谁也不出声了，心里却都在想，这样的地方能做病房吗?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们把它打扫干净，这样的高屋大厦一定会是个好病房。”说话的是一个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战士。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他曾经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风餐露宿。他是军部派到军医处的指导员，干劲特别大。有他带头，我们这群年轻人也不甘示弱，立即同声响应，当天就开会讨论打扫的方法和人员分工。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借来梯子、扫帚、铁铲，在长竹竿上扎上稻草，然后挽起袖子，戴上口罩，把屋顶、墙壁打扫干净，把地上的垃圾集中运走，把门窗洗刷得黄里透白。我们还买来了石灰，用水调成粉浆，刷墙壁，洒地面。昨天还跨不进去的垃圾堆，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我们又向老百姓借来竹床和门板，铺成了四五十个床铺。左右两排，中间是一条宽宽的走道。几天忙下来，一个野战伤兵医院的病房展现在我们面前。大家禁不住欢呼雀跃：“真漂亮!这里又干净又通风，我们的大病房成功了。”
就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我们坚持了正规医院的医护制度。医师为每一个伤病员写正式的大病历，早晚查房，组织对疑难病的讨论。护士认真记录体温、脉搏、呼吸、出入水量、大便次数，换药打针都有严格的消毒制度。根据病情实行等级护理，重病人和手术后的病人还有特级护理。政工人员深入病房，鼓励病人和伤病斗争，劝导重病人积极配合治疗，组织轻病人参加文娱活动。
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同志是我们可亲可敬的领导。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出入敌占区和大后方，募捐来很多医疗设备，有显微镜、X光机、药品、书籍等等。我们很快建立起合格的手术室，正规的检验室、药房和材料供应室等等，建成了配备齐全的后方医院。
在这个医院里很少发生交叉感染和医护差错，没有医疗事故。就医护质量而言，我们的军医院和现在的大医院相比毫不逊色。一批批伤病员怀着感激之情从这里重返前线。
1939年，美国著名的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医院来参观了3天以后，她说：“我曾经参观过很多国家的军医院，也在中国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参观过，他们的条件都比你们好，医务人员多，经费、设备充足，但是病房里不讲卫生，消毒差，交叉感染很多，很多伤病员得不到有效的医护服务，死亡率很高，有的地方简直惨不忍睹。这里是我看到的医护工作第一流的军医院。我要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支援。”后来，她写了很多文章寄给上海、重庆和香港的进步报刊，还在她的书里详细地描述了我们的医院，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医务人员被分成两处，宫乃泉大夫和我被指定在云岭医院工作。那时，宫乃泉是军医处的医务主任兼外科大夫，我是内科大夫，还有十几个受过正式训练的护士。我们非常团结，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医护队伍。医院有40张床位，每天门诊有100多病人，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宫乃泉大夫是“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逃进关内来参加抗日战争的。他聪明能干，知识渊博，曾在福州协和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而且特别勤奋，有创新精神。他除了工作就是看业务书、政治书、小说……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干。他说到做到，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有名的，对疏忽大意的错误决不宽恕，必定会严加批评处理。正是在他这个医务主任的领导下，新四军的医护工作质量才达到大城市医院的水平，才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抗日军人。
宫乃泉大夫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1938年，我们刚到云岭就开办了第二期军部卫生训练班，从教导队调来了40名初中文化程度的20岁以下的青年学生。宫大夫和我是主讲教员，从医学基础课，讲到临床各科，内容相当高深，这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来说难度很大，后来淘汰了20多人。宫大夫亲自带学生做手术，我带学生到内科查房。我们自编教材、自制教具，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水平是比较高的。
在短短8个月的培训中，同学们进步很快，成绩突飞猛进，毕业后成为各连队出色的医务员，受到好评。这批学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卫生工作的骨干，有的还成为教授、专家。这样的训练班我们一共办了5期，对新四军的卫生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10月，我和宫乃泉大夫在云岭医院共事一年多，他的临床经验比我多，常指导我处理疑难病人。当时部队有午睡的习惯，而我和他恰恰都不习惯午睡，我们就利用中午这段时间讨论医院里存在的问题，有时也和史沫特莱聊天。遇到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们一起爬上附近的山坡，享受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宫大夫比我大5岁，工作上是我的领导，生活上待我如兄长。有时我提出想去上海进修或出国深造，他就诚恳地说：“这里就你我两个正式的医生，很需要你，在工作中锻炼也能进步。”他还说自己是东北人，东北沦陷了已无家可归，从来不想回家。参加抗战是背水一战，别无出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想离开抗日的新四军。他的这种钢铁般的决心，常使我感动，也坚定了我留下的决心。
我常想念母亲，想回上海家中看看再回来。宫乃泉告诉我，他是独子，父母年龄很大时才生下他。父母为了他能健康地成长，对他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在他10岁的时候，曾把他送到庙里去当了半年留发的和尚，求神保佑他长命百岁。这种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感到他父母的爱子心切无以复加，很感动。那时他离家已快10年了，也很想念父母，但他立志要在赶走了日本鬼子之后，接他们到关内来看看自由独立的中国。他的这种爱国热情和孝心，很令我钦佩。宫乃泉不爱好文娱活动，也不爱唱歌，但是当我们坐在开满映山红的山坡上听到有人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参娘……”时，他黯然神伤，我也凄然。这时他马上就会说：“小鬼子别猖狂，很快就把你们打出中国去。”
同志情谊，启蒙老师
1938年1月，我来到新四军的时候，军医处只有六七个医师。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给我派来一个“小鬼”，名叫陈绍善。他说自己已经12岁了，我却怎么也看不出来。他长得又瘦又小，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别看他人小，脑子却很聪明，而且非常勤快，什么活儿一看就会干。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可是他对我却不太热情，好像有意在保持着距离。他称指导员“同志”，却称我“章医官”。我感到不愉快，因为那时候“同志”是很光荣的称呼。
一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很亲切地叫我“章同志”，并说：“以后我也叫你‘同志’，好吗?”我立即说：“那我太高兴了。”我有点诧异，正在想他为什么改口了。他说：“今天指导员给我们上课，说你们这些医生都是好人，都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好日子，到这里和我们一同吃苦、打鬼子的。这一个月，我看你天天给同志们看病，晚上还看书到深夜，和我过去看到的那些国民党的官儿不一样。”他还说：“我家是佃农，父亲给红军送信让国民党杀了。他们还把我抓去当勤务兵，我每天挨打受骂，幸亏周参谋长救了我，我才能参加革命队伍。”他告诉我：“指导员说的，你是真心实意来打鬼子的。周参谋长也说，要团结你，和你搞好统一战线，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要不记前仇，为民族利益和国民党一起抗战。”
好家伙，这番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参加新四军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对共产党了解得不多。这个小鬼却懂得这么多政治道理。从此，他和我一天天亲近起来，告诉我很多红军的规定，我从这个小鬼身上初步认识了共产党的军队。
不久，小陈随军医处辗转到了皖南岩寺，每天起床号一响，他就参加早操。早饭后，他把装有炉子、水壶、消毒锅、换药器械的担子挑到门诊部，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早上他要烧开水，消毒器械，打扫卫生，把一整天的准备工作做好。门诊开始以后，他帮助维持秩序，搀扶病人，有时还帮着给病人绑绷带。他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工作认真、态度诚恳、待人热心，病人都很喜欢他。每到晚上，他总要我教他一点医务常识，说要多学点本领为抗日救国出力。
小陈患有慢性疟疾，一两个月总要发作一次。他还有重度贫血，肚子里有一个大痞块。我看到他发育不良的样子，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鸡蛋给他吃。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不吃，总是把鸡蛋送给病人。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振振有词地说：“我过去吃不饱饭才不长个子，现在吃得饱饱的，有点小病怕啥子，我会慢慢好起来的。”我问他：“为什么把鸡蛋送给来看病的老百姓?”他说：“共产党不为自己谋私利，一心为劳苦大众。新四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拥护新四军，军民团结一条心，定能打败鬼子兵。”这些都是指导员给他讲的道理，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们开拔到敌后打游击，小陈留下来，从此我们就分开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但他却成了我认识共产党、新四军的启蒙教师。
在我们救治的伤病员当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行为也深深地教育了我。记得在我到军部医院后不久，有一个腹部受枪伤的伤员，患了弥漫性腹膜炎，怎么治也治不好。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医生，谢谢你日夜守护着我，为我想尽了办法。我虽然不行了，可还有许多同志需要你。为了中华民族不做亡国奴，我希望你留下来，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牺牲时，年方25岁。多么伟大的战士啊!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心中惦记的仍然是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解放!这些共产党员的模范言行，激励着我抗战到底的决心!(摘编自《自豪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