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将军的夫人王于耕大姐，已经去世多年，我一直深深怀念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合作编写几本革命回忆录，我认识了大姐，并且有一段交往。于耕大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为人朴实，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夫人架子，不论是对保姆、炊事员，还是警卫战士，她都视同家人一般亲近，我们都亲昵地叫她大姐。
有件事我印象最深。我有个老战友陈子谷，在“皖南事变”时被俘，被囚入上饶集中营，他在狱中对敌斗争十分英勇。不幸，在1957年那场扩大化灾难里，被错划成右派。他在去世前留下一篇几万字的回忆录，原稿字迹潦草难认。我们决定把这篇遗作收入正在编辑的集子里。于耕大姐毫不作声地把这部遗作拿走，想不到她竟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原稿重抄了一遍。于耕大姐那时年事已高，身体还有病，可以想象，她是付出了多大的辛劳做完这件并不轻松的事。当我从她手里接过沉甸甸的一大摞书写整齐、清秀的稿件时，不禁深为感动。
过去有所谓“夫贵妻荣”之说，在有些人心目中，将军夫人无疑高人一等。何况于耕大姐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原北师大党委书记。可是，她将这一切全抛到了脑后，始终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人，毫不特殊。
确实，人与人之间本来应当是平等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唐诗人白居易有句名言:“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当大官的未必一定比别人高明，普通老百姓未必比人愚笨。当了官，只不过是负担了某种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你比人高一等。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刘少奇有一次和背粪桶的工人时传祥谈话，他说:“你背粪桶，我当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分工的不同，我们都是一样的国家公民。”少奇同志这席话，一时间曾传为美谈。
可惜，现在官场上有些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喜欢摆架子，对部下颐指气使，吆来喝去，只有“指示”，没有平等对话。至于对老百姓更是居高临下，官气十足，完全谈不上什么平等精神。这种官架子从何而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从封建主义的糟粕里捡来的。封建主义早已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它的幽灵仍然依附在某些人身上，趾高气扬，摆官僚架子，即为其一。
喜欢摆官架子的人，常常自以为聪明，高高在上，神气活现，下边人都得唯唯诺诺，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何等威风!其实，这只能说明他的浅薄。架子这东西不值分文，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脱离群众。你官架子十足，人们就离你远远的，其结果只是把自已架空，孤立于群众之外，这就必然误事。古人说过:“民可近也，不可上也。”即是说，你同老百姓应当亲近，不可凌驾于民众头上。这条古训，阐明了为官者极其重要的一条大道理。如果说，新社会里也有主仆关系，那么，今日的主仆关系是全新的，真正的主人是民众，当官的只是“人民的公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真心实意地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一件小事。
如今不是提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依我看，很有必要把平等精神扩大到上下级关系等方面去。抛弃官架子，做到平等待人，互相尊重，这会有利于营造出一个和谐团结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