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雨相传》感言
武佩河所著的《汪雨相传》，最近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作者用近三年时间，遍访知情者，查阅大量资料，坚持“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灵魂”，忠于史实，突出主线，真实地再现了雨相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国现代基础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的高大形象。
雨相公是清末秀才，留学过日本，当过全国教育总会议员、安徽省教育厅督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毅然抛家弃产率全家及亲友28人奔赴延安。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介绍，他在近70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与孙中山、蒋介石、黄炎培、柏文蔚及徐特立、柯庆施、林伯渠等高官和知名人土有过接触，且与部分人物情谊深厚，当官升官机会虽然很多，但他从不动心，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辛亥革命后，雨相公的朋友柏文蔚升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邀请他当了总部秘书。在此期间，他既当秘书又兼任柏文蔚子女的“教习”，深得柏的器重。袁世凯篡得革命果实后，全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局面。雨相公一再拒绝柏军长劝其继续留在军队做文官的好意，毅然离开军队，返回教育部门。
1923年，安徽省立第九师范被迫改名，雨相公辞去校长后，不久被任命为安徽省教育厅督学。他全身心投入基础教育调查研究和改革工作。这时，直系军阀曹锟演出了一出贿选总统的丑剧，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雨相公及教育厅积极参与倒曹(锟)驱马(联甲，时任安徽省省长)运动。后马联甲宴请各厅长官并任命一批高官。雨相公拒绝赴宴，并辞去了督学一职，返回明光办学。后来，新任教育厅长王家驹也多次托人转告雨相公，想请他重返教育厅，但他还是立足明光，努力探索小城镇教育的新路子。
1906年，雨相公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去日本求学的青年蒋介石相识。1927年5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北上督战，经过明光车站时，特地停车看望雨相公，并询问他“需要什么帮忙”。这是官位钱财送上门的好机会，但他毫不动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不但如此，雨相公还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带领和影响着一批积极要求革命的人士果断地退出了国民党，与蒋介石之流断绝一切关系。
1932年，在雨相公及地方士绅的积极运作下，安徽省政府呈报中华民国内政部，同意设立嘉山县。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派省党部委员、留英归国不久的李蔚唐兼嘉山设治筹备委员。李蔚唐多次提出缺少人手，希望雨相公鼎力相助。当时若按雨相公的才能和影响，在新设县府里谋个官职是有把握的，但他丝毫没有去想这件事，而是开始了他的历时4年的自费修志工作。当时，雨相公年已五十有四，白天背着干粮、骑着毛驴进深山，寻庙宇、查古迹、访老人，晚上或阴雨天在家将采访来的资料整理归类。这本县志手稿，他后来冒着枪林弹雨一直带到了延安。1959年他作了再次整理，完整地奉献给了嘉山县人民政府。
雨相公淡泊名利，但对教育情有独钟。他视教育为己任，视教育为生命。他当过教员、校长，也当过省督学、县教育局长，创办过学校，整顿过教育。他提倡废除私塾，举办新学;他提倡统一教材，规范管理;他提倡半工半读，兴办职业学校;并提出了兴办乙等师范，为基础教育培养女教师……他奔赴延安后，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秘书长时，提出了办一个“文化补习班”，帮助一些不识字和读书不多的同志提高文化水平。他亲自组织，亲自担任教员，受到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徐特立的好评。在延安时，雨相公因高血压和腰伤住进了医院，他便在医院做了一块小黑板，当起了“流动学校”的校长兼老师。他把轻伤员和护士各编一个班，教他们学习算术、语文、历史、会计等知识。他一生呕心沥血所从事的教育实践和其教育思想，得到了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一些大学者的赞赏和推崇，为提倡和普及新文化，打破封建教育枷锁，开拓现代基础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读一读《汪雨相传》吧，怎样对待官位与事业，怎样对待金钱与人品，怎样对待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雨相公早已给我们作出了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