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赤子

一、游子归来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大批华侨子弟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正在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把民族复兴的厚望寄予中国共产党。吴江同志正是众多归国参加抗日救国归侨之一。他是马来亚共产党中央介绍来的。
　　1938年10月，他经香港、桂林、重庆到达延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马共当时属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领导)，进中组部的党训班学习。1939年初，他以八路军人员身份，乘火车经徐州进入皖北中共中原局驻地——竹沟，即由党组织派至皖西地下中共舒城县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任书记。稍后又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的《抗敌报》任记者。1940年10月，八路军与新四军在苏北会师，中原局机关向东南转移，他与《抗敌报》一批人马随同到了盐城。12月份，以《抗敌报》原班人马为基础，扩充创办了《江淮日报》，他仍任记者。这时正值继黄桥大战之后反顽的自卫反击战曹甸战役期间，我奉命与抗大同学下乡征集军粮、发动群众组建农抗会，在回领导机关汇报工作时，他前来采访，我俩得以初识。他得知我在上海学过新闻专业，征得我同意，回去后即向领导推荐，把我调到报社。1941年2月初(农历正月初二)我到为避敌机轰炸搬到乡间——盐城东南郊地藏寺的报社报到。
　　二、活跃在苏中
　　《江淮日报》是皖南事变后中共华中局(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所属机关报，是当时华中敌后的大型日报。当时外勤记者仅有四人，能直接派人去采访的只限苏中和盐阜地区(辖四个军分区)。吴江同志主要负责苏中地区，他是四人中入党最早，年龄稍大(二十四岁)，政治上较成熟的同志。
　　吴江同志于1933年参加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马来亚共产党，曾先后担任新加坡学生联合会书记，槟城学联书记，做了大量的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锻炼出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
　　吴江同志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加上他社会活动能力强，与群众打成一片，也就使他在记者岗位深入采访时得心应手。1941年上半年，正是苏中地区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农抗会、青抗会、工抗会都相继组织起来。可能他以前做过长期的青年工作，又有歌唱和吹奏口琴的不一般才能，所以备受广大青年的欢迎。他唱《黄河颂》是那样昂扬、豪迈、深沉，他唱的《走西口》又很具陕北乡土的韵味，缠绵、情真、意浓。他走到哪里，大家都要请他“来一个”。苏中三分区成立青联会时，大会会场上竟然张贴着一张绘有他头像、欢迎他的大幅标语。
　　三、在“清乡”圈里兜转
　　1943年春，苏中区党委自南通北移到东台地区，将已改为铅印的《滨海报》改为区党委兼二地委机关报，改名为《苏中报》。一度从事敌伪军工作的吴江同志又回到新闻战线来。
　　这个时期正值敌伪对我四分区实行“清乡”。敌伪气焰嚣张，基层组织转人地下，地方干部多不公开露面，机关迁徙频繁，处于半隐蔽状态。吴江同志临危受命进入这样地区采访，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但凭着他的胆识和地下工作、敌伪军工作的经验，竟然能平安进出，几经风险，完成任务。
　　1944年夏，全国处于大反攻前夕。苏中区党机关向西北方的一分区宝应县移去，报社也随同前往。这时的《苏中报》又改为区党委兼一地委机关报。原一地委的《人民报》撤销，部分人员转去二地委，组建《群众报》。吴江同志被任命为该报的总编辑。年底，他到苏中党校学习。我先他到校，成为同学。
　　四、伍佑前线受重伤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党校所有学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吴江同志随《苏中报》合并到两淮地区的《新华日报》(华中版)“新华社华中总分社”。他先是华中分社前线记者，后任(报、社合一)总分社通讯部副主任。当时的领导人范长江同志对吴江十分器重，曾与他长谈，慰勉有加。
　　由于蒋介石阻止日伪军向我投降，朱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敌据点发起进攻，收复失地。盐城敌伪拒不投降，我遂展开大的攻势，伍佑一线战斗最为激烈。敌军大部被歼，溃军一部分亡命豕突。拂晓时刻天色朦胧，溃军与深入前线采访的吴江同志在战壕相遇，敌人持刺刀向他猛刺。吴的大腿靠近小肚部分受刺后血流不断，横躺壕中，直到我追击部队发觉，经急救送到野战医院抢救。
　　在双方交战激烈的前线受伤的记者，在华中地区他是第一人。当时总分社、范长江同志特驰电慰问，各报也刊登此一消息，成为大家关注的事件。
　　吴江同志治愈出院后，恰逢苏中地区重建、筹办部队版《苏中报》，他被任命为总编辑，进驻东台城。
　　我是日寇投降后随苏中区党委收复区工作队先期到达东台，受命筹办《新东台报》。我们占有两处宅院，经上级同意，让出一处给他们，相隔一条巷，业务和信息上时时交流。老战友又在一起，也是人生乐事。
　　五、北上山东沂蒙、南下杭州
　　苏中七战七捷以后，我军作战略转移，除留少数部队原地坚持外，大部队跨越陇海路进入山东，吴江同志也随之来到沂蒙一带。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新华社成立华野总分社。他先是下到二纵、后是十纵担任支社社长。他带领一支记者队伍，随军报道，在枪林弹雨中几历风险出生入死。1949年初，他又从齐鲁大地回返苏北。十纵移驻淮阴附近时，得知我单位驻板闸镇，特骑马驰奔来看望我，重叙旧情，相互谏勉。
　　1949年4月，我军攻占南京，我随部队经镇江渡江转至无锡，他随另一部队抵达杭州。通过老战友间各种关系，我们又联系上了。
　　在西子湖畔，他同于冠西等同志在浙江省委的领导下，艰难地创办起《浙江日报》。他担任过副社长、副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还一度担任新闻出版处的领导职务。
　　1951年，我因公去杭州，也特地去探望他，见他工作辛勤，但精神旺盛。他对生活非常随意，宁可刻苦自己也不亏待亲人、朋友，乐观而潇洒自如。他坦然对人对事，宁可挨巴掌也不失去原则和倔强的本性。
　　六、在对侨的宣传教育工作岗位上克尽厥职，声誉远播
　　因为他有“侨”的身份，1953年被选调到中央侨务委员会工作，来到北京。
　　归国华侨做侨务工作比较合适，他们了解在外华侨的处境、思想感情、接受方式。中侨委有鉴于此，决定创办《中国新闻社》，并敦请国内外闻人金仲华先生担任社长，吴江和侨委宣教司的另一位负责同志主持“中新社”的日常工作。
　　吴江同志被任命为该社总编辑。初期机构不健全，人员也不足，从充实人员到建立办公大楼他煞费苦心，终于把工作全面运转起来，发稿量逐渐增加，深受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欢迎，成为新华社对外宣传重要的辅助力量。他在广泛接触归侨同胞和多次出访华侨居留国以后，办社思路也大为拓广，觉得仅有文字上的宣传还不够，影视的形式也应充分利用。问题是要瞄准海外华侨的需求，符合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针对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心情。他决策并组建了专稿部、图片部和电影队。在中侨委廖承志诸领导的支持下，他主持拍摄了《泰山南北》、《姐妹易嫁》、《万里长城万里长》《末代皇帝》、《龙的精神》、《原野》、《八千里路云和月》等风光、戏曲、时事专题、综艺和故事片七十余部，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占领并扩大海外宣传阵地，逐渐成为对外宣传的排头兵。中新社的辉煌成就，是和吴江的名字分不开的，可谓“功不可没”。
　　他在一段时间内还兼任中侨委的宣教司副司长。他为海外华侨子弟组织编写了5000多万字的文学、历史书籍及大、中、小学的语文课本，打破了在华侨学校里教科书及课外读物由台湾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
　　七、革命风范永留人间
　　吴江同志抗战前在新加坡曾被英殖民政府逮捕过，经营救出狱。1938年返回祖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在硝烟战火中度过。自1939年起到离休，一直战斗在新闻战线上，是一位资深而有一定影响的新闻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备受摧残。先是被监管于中南海内，1969年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四人帮”垮台后，他的问题得以澄清。1978年“中新社”恢复重建，他参加复办的筹备工作，任“中新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直至1985年离休。离任后仍继续关心“中新社”的业务发展，到生命最后时刻，还为《“中新社”五十年史稿》撰写回忆文章。
　　吴江同志于2002年1月2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几经挫折，仍对共产主义信仰不渝。也襟怀坦荡，刚正不阿，平易近人，团结同志，无私奉献，自律甚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无愧于党和人民。
　　我和他相交六十余年，从初识到他去世，来往从未间断，是同志加兄弟的感情。值兹他逝世三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