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无理解雇，我在当时南京大戏院(即现今的上海音乐厅)一侧的新华舞厅门口摆报摊维持生活。在这期间，我认识了摆报摊的进步青年王成根、周阿大、沈竣甫、陈予忠等人。对现实不满，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当时，我并不知道王成根已经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帮助下，我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特别是《文萃》所刊发的《“坏政府”必须改组》《评国民党二中全会》《驳蒋介石》、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述，还有宋庆龄所写的《我对当前时局的意见》等文章，逐渐对共产党加深了认识，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他的启发教育下，我向他提出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1946年底的一天，王成根约我到当时的四马路申达大楼的《文萃》杂志社举行我的入党仪式。我到那里找到他后，他领我进入了一个房间，房间里还有陈予忠在，并由他担任监誓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陈予忠也是共产党员。
《文萃》十分明显的革命倾向，早就引起了反动派当局的注意，还曾公然发出什么通知对《文萃》要“查禁批发出售”并“即予转饬所属各报摊一体遵照”。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上考虑到形势的需要，决定摆脱原先当时一般书报都由望平街书报发行霸头垄断发行的局面，自行成立一个独立的《文萃》发行机构。1947年2月，在中共上海市联委会报贩支部的支持下，由吴承德与汪震宇为经理，并由汪震宇出面，向当时的国民党社会局申请领到了营业执照，成立了《人人书报社》。社址设在四川北路仁智里155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这幢房子的底楼有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小天井，主要用来发行书报，楼上的房间则作为办公室。
《人人书报社》初成立时，股东有陈予忠、周阿大、汪文彬、李光明、司徒钩和我六人。我们六人既是股东也是参加实际发行工作的《文萃》发行员，每个人都负责一个地区的杂志分发。后来《人人书报社》的股东还有郭丰业、陈克定等人，上海有二百多个书报摊出售《文萃》。由于反动派的查禁，我们各书报摊进了《文萃》后，就用其他书报盖起来，有读者要购时，再悄悄地拿出来给他。记得有一次，两个特务分子在我的书报摊发现了我盖在其他杂志下的一本《文萃》，立即恶狠狠地训斥我“这是共产党的东西，不许卖!”我就给他们打哈哈，说是我们卖书报只是混口饭吃，也不知道啥共产党，好不容易总算把他们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每次进了《文萃》我就将它放在箱子里，有时则寄存在弄堂口的烟纸店老板那里，看准了对象后再拿出来。
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文萃》的出版经常受到反动派的破坏。反动警察成批没收和禁止我们报摊出售《文萃》的事件时有发生。针对这样的情况，从1947年3月开始，《文萃》改出32开本小册子，定名为《文萃丛刊》。从1947年3月20日出版的《文萃丛刊》第一期《论喝倒彩》到最后一期《论世界矛盾》，改为丛刊后的《文萃》，依然十分强烈的革命倾向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端仇视。
在一片白色恐怖下，1947年7月1日，吴承德通知我们《人人书报社》的同仁们到江湾镇一家本地饭馆于肇山庄聚会。那天参加聚会的有《文萃》主编陈子涛、《人人书报》社经理汪震宇与陈予忠、周阿大、汪文彬、郭丰年等十来个人。就在这次聚会时，陈子涛与吴承德告诉大家，由于形势恶化，《文萃》已无法继续出版，要我们做好各书报摊代销的杂志的清理工作。7月19日上午10时许，我去仁智里《人人书报社》去结算账目，才一推进门，便发现原先整洁的室内物品凌乱，我以为杂志不出版了，这是在做清理工作。跟往常一样，我叫了声:“韩月娟!”韩月娟是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平时我们发行员都找她结账。这时从楼上走下来两个穿西装的男子，他们问我找谁。这两个家伙肯定是特务!急中生智，我机智地回答他们说:“我找在这里做保姆的韩月娟呀!”
“她出去了，你找她做什么?”两个家伙紧通着问我。
“哦，是这样的，前几天，她让我带点钞票到乡下去，我就要回乡了，今天是专门来问她拿钞票的。既然她不在，那我改天再来……”我边说边扶自行车想脱身。
“你等一等!”一个特务厉声说。
我一看这情势，知道遇上了麻烦，只能坐在窗前的一只凳子上，一边吸烟，一边寻思脱身之计，更担心别的同志的安全。怎么办呢?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猛然间，一个好主意涌上我的脑海。我随即一手捂着肚子，装出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问特务这里有没有厕所，我想大便。那两个特务见我这副模样，相互低声地嘀咕了一下后，其中的一个对我说:“这里没有厕所，大便要到弄堂外面去，你把自行车放在这里，快点回来!”
我暗自庆幸这一招蒙过了这两个家伙。我知道这幢房子里根本就没有厕所的嘛!出了门，到了拐弯处，我暗自回头看了一下，见没有特务跟踪，立即撒开大步穿出弄堂口到四川路，过了四川路桥后，一路奔跑到南京路李光明的报摊告诉他仁智里出事了，要他通知大家千万不要再去了。李光明听我这么一说，立即骑上自行车去通知别的同志。
当天下午，我的联系人单意基通知我晚上到李光明家里去。我到后其他同志也陆续来了。查点一下人数，少了陈予忠、周阿大、郭丰年、汪文彬等几个人。事后得知，就在这天，他们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韩月娟。当时，大家交流了一些情况，最后单意基对大家说:“上午陈殿型在仁智里遇到了特务，幸好他脱了身。根据目前情况，各人要分散隐蔽，暂时相互不要联系。”
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我才从单意基传达中得知，由于陈予忠在那天被捕后经不起考验，供出了承印《文萃》的印刷厂地址，致使《文萃》主编陈子涛、《人人书报社》经理吴承德和秘密承印《文萃》杂志的骆何民相继被捕。他们三人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均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是谓《文萃》三烈士。叛徒陈予忠解放后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文萃》的历史，是国民党反动派自取灭亡的一个侧面记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作为一个曾经为《文萃》工作过的同志，回顾当年的斗争经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忘不了陈子涛烈士，平日里他总是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样，但在白色恐怖猖獗的1947年，他却在火热的战斗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那铁骨铮铮的形象将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