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梅芳离开我们近六年了，但只要我们一些相熟、相知的人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提到她、怀念她。感念她政治上坚强、事业上执著，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帮助同志义胆侠肠，她的为人性格可概括为“刚毅”二字，颇具古越遗风。凭着这种直觉，当1988年6月间她编写的电视剧《晚霞》成功播映之后，我曾建议她编写一部“鉴湖女侠秋瑾”的电视连续剧。
我们最初的见面是在1960年以后杭州市文联成立之际。大家都是理事会成员，都是业余的社会职务，她的岗位是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我是在浙江日报文艺组。每次会议，她总是准时而来，爽快地把要她做的事情承担了去，不张扬、不推托。在最近召开的杭州市文联老同志的座谈会上，时任文联秘书的徐璧归同志还动情地说:“那时，市文联的工作人员少、经费缺，真全亏了这样的同志乐于尽义务。”但那时我对她的印象还是初步的。
印象的加深是从“文革”开始。她爱人刘新同志和我同在浙江日报社工作。其时，我的一篇作品因报纸上批判林淡秋同志而带出，定性为“大毒草”，于是贴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别人对我惟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刘新却悄悄地对我说，对我只是批判作品，人不会打倒的，党对一个干部会历史全面地看，对犯错误的同志则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他说，这不只他一个人的看法，电台里也有人这样认为。其实，这样的观点，在那个“非常时期”真是典型的“保守”了。果然，不久消息传来，在浙江日报的刘新是“保守”派，而在电台工作的朱梅芳更“保守”。而且一些“保守”的传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一是，她早年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曾担任过王力的秘书，“文革”一开始王力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那时真可算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单位里有人叫她写信给王力，以便通过这个途径去挂上钩，找到强大的后台，借以威镇对立的派别，不料被她坚决拒绝，“当过秘书又怎么样呢?他高升不高升，与我没关系。没有这个必要!”也幸亏她的这种“硬气”，后来“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被揪出来，她朱梅芳还是原来的朱梅芳。其二是，到了“文革”中后期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杭州是重要的一站，需要一批地方记者参加工作。当时的浙江日报“革委会”派人上门通知刘新参加，原以为他一定会欣然接受，甚至“受宠若惊”，岂料被朱梅芳抢白了—阵，说刘新已被你们打成“反革命”了，还能参加这种政治活动吗?不参加!来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尴尬地退出……
我与朱梅芳的相识，是与刘新的相知分不开。在“文革”中我和刘新“错误都很严重”，都被下放到长广煤矿的小煤窑做井下工，干的是用箩筐扛煤。我和刘新是前后扛的对子，我俩常常是争夺后扛，为的是可以把箩筐偷偷拉近自己这一边以减轻前扛的重量。由于我们观点相同，人格上的信任，又加这种患难之交，从那以后朱梅芳对我一直看重，不但多方提供有助于认清形势的信息，而对于来自别人的任何流言蜚语、任何挑拨离间，她都置之不理。他俩政治上比我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当中，我在新的岗位担任领导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与分歧，我的情绪便很不稳定:时而坚强时而气馁， 时而勇敢时而脆弱。他们就照例一次次地为我“打气”，给予同志般的鼓励，还多次把省委有关部门的同志约请到他们家与我见面，为的是使我有个了解全局的机会，从而做到“心里有底”。这时，她必定亲自做菜、留饭，为我们营造良好的交谈气氛。我这个人弱点很多，在那些年如若工作得还可以，真是多亏了一些关爱我的同志，这里有我的上级、有我的同事，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同代人。朱梅芳和刘新是最突出的一对。
朱梅芳对于文学界颇像个“边缘”人物，她虽赞成刘新参加作家协会，但自己却无意于此。刘新在复出后，写了一篇散文投给《东海》。刘新本是个名记者，早在“文革”前常有名篇出现在《浙江日报》的副刊上。他的这篇出手不俗之作，我们编辑部的人看了很满意，决定采用，但是朱梅芳却在发稿后还特地赶到编辑部来加以推敲，作文字上的润色，她说:“这是我们刘新重新工作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要尽量搞得好一些。”她把自己处于“作家”队伍之外，但她又表示要“管闲事”。我的一篇儿童小说《我和甸甸》在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后，她认为是我写“现实的生活”有所突破的一篇，立即作出反应，动手编写并且很快制作映出一本电视小品剧《甸甸》。她不是文艺评论家，却是评论我作品发表文章较多、功力到家的一个——这就是发表在本省《东海》(1987.10)的《评<黄黄的一生>》，发表在北京《博览群书》(1993.12)的《读<沈虎根儿童文学作品选>》，发表在上海《儿童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的《构思独特、情趣盎然——评沈虎根系列动物小说》等。这些文章至今还不被人了解真实的作者是谁，因为她是用了一个“梅忆”的笔名。令我感激的是，她写这些评论文章都有特定的背景，前一篇是在我离开省文联之后，后两篇是面临退休的前后，拿她的话来说“担心你消极，不写了。替你打打气”。
朱梅芳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我约有两年时间被瞒过去了。作为一个坚强刚毅的女性，她从治疗到身后的安排也是做得十分有序而令人惊讶。她先是积极寻找治疗之法，包括找专家名医，绝不轻言放弃。当感到凶多吉少时，也不紧张、伤感，还特地请了一些相知的同志去档次不低的馆子店里聚餐一次，她张罗着，谈笑风生着，真相却隐瞒着。那晚我和老伴出席她的宴请回家不久，就接到了同桌吃饭的周守瑾(浙报老同志，刘、朱的老友)电话，周在电话中问:“你知道朱梅芳今天为什么请客?你真的一点不知道吗?她患癌症已经有段时间了，今晚恐怕是她特意安排的‘告别宴请’吧!”我听了大吃一惊，惆怅良久
不久，她住进了医院。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对自己身后作了进一步的安排。她对刘新说，有刘新的相伴到最后，感到很满足、无憾了。她特地为刘新结识新的伴侣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她嘱咐刘新，“该看到的同志都看到了，有这样多的同志来看我，真使我感动，又过意不去(在朱梅芳住院期间先后有400多亲朋好友去探望)。”她要悄悄地走，不想惊动任何人。因此，我是在她走了数天后，才从刘新的电话中得知。我与别人一样，没有送花圈、更没有向遗体告别!但我也很理解，她是不想让朋友们遭遇伤感。正如在她墓碑上刻的遗言:“我走了，不希望过多的赞誉，但愿在人们心中留下一个正直。”
朱梅芳生于1934年，按当代人的活法不算长寿，但她毕竟是度过了跌宕起伏的岁月。她15岁就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以及展示了生命机体最灿烂的人生阶段，对她所说的“无憾”的另一层意思，我也是懂得的。朱梅芳在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当经过艰辛的努力而无法挽回时，她的心态也就平静了，她的面对死亡，如同面对人生的“有序退却”，显得从容而坦然，她走得“有序”也显出她刚毅的一面，我是钦佩着的。她走后留给我的形象永远是美丽的。只恨我思路迟钝，直至今日才写出了这篇拙文。梅芳同志，您能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