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光荣

今年12月1日，是中国人民领袖之一、中国红军之父、敬爱的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朱德波澜壮阔的一生，功盖千秋，德昭日月,赢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1946年,在朱德60大寿时，毛泽东给他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在祝词中说:“在我们相识的25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对朱德的高度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位历史巨人诞辰120周年到来之际,本刊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传》(修订本)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德年谱》，选辑了朱德生平中的若干重大事迹发表于后，以志纪念。

(一)

朱德(1886-1976)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佃农家庭出身。早年就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秘密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奋身军界,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在旧军队里从副班长逐步提升至旅长,成为“高官”。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军阀的混战，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使朱德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他的部队驻四川泸州。当地爱国学生的游行、演讲，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书刊的涌入，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当从书刊上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他兴奋不已。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于1922年6月毅然离开四川至上海。他在上海曾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遭到了陈的拒绝。同年9月初,他即远涉重洋，赴欧洲探求真理。10月抵巴黎，听说中国留法学生已在那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叫周恩来。当知道周这时去了德国，他又乘火车驶往德国，向周陈述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再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实现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是年他36岁。

(二)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朱德和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积极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2.2万人，发动了南昌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按照中央的原定计划，南下广东。10月初，向潮汕进军的起义军主力失败，朱德率领的留守在三河坝的起义军陷人敌入重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德为保存这批革命火种，当机立断地决定部队尽快甩开敌人重兵,隐蔽北上经赣南、粤北，西进湘南。

在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由赣南向湘南的进军途中，虽然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尾追，但经常遭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加上部队给养困难，疾病流行，思想混乱，不少官兵相继离去，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开部队。面对如此困难局面，朱德及时进行了“赣南三整”。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朱德在这里召集了一次军人大会，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 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从这次讲话开始的“赣南三整”,在建军史上意义重大。粟裕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也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

(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民军1万余人上了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会师。这时，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亲密合作的生涯。

两军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兵力增加5倍以上。朱部又是由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战斗力很强。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名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红四军成立后，井冈山的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在朱毛的指挥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在这期间，朱德和毛泽东把红军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后改红一军团)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8月，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两个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员、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使红军作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为以运动战为主。在朱、毛的指挥下，逐步形成人民军队特有的人民战争的一套战略战术，取得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根据地范围最大时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10余万人，加上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30万人左右。

(四)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10日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朱德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3万红军驰骋在云贵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周旋。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次战斗，即土城战斗，打得并不顺利。1月27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计划从赤水北渡长江。这时获悉川军有4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敌人。28日晨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4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6个团万余人，而且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态势对红军不利。如果不能把敌人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在这紧急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四渡赤水的第一渡。

(五)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在四川懋功实现了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开始表示同意，但不久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比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膨胀,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左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果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先行北上。两大红军主力会合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在过去的生涯中,朱德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更加放肆反对党中央，并对朱德施加压力，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他逼迫朱德表态:“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10月初,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5日在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并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随后，张国焘多次强迫朱德公开反对中共中央，要朱德断绝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

(六)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四方面军同北上的党中央仍保持着电报联系，但因为通讯密码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联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1936年3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时，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即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加上红四方面军南下战局又不利，张国焘才终于同意了北上的方案,嗣后,宣布取消伪“中央”。

1936年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北进。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由于朱德的坚持，四方面军为策应二、六军团北上在康北高原苦苦等待了整整4个月，在这年7月两军在甘孜实现了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言论。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时间，朱德经历了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他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为红军完成长征壮举作出了非凡的历史贡献。11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分离后的情况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七)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从8月22日起，八路军各部陆续挺进华北抗日前线。9月25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敌千余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友军进行了忻口会战。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深入敌后，大规模地实行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人民游击战争。朱德自9月6日率八路军总部东进，至1940年5月回延安的将近3年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建立起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边、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光复了大片国土。八路军正规部队也从原来的4.5万人发展到22万人(游击队未统计在内)，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这期间，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伫马太行,指挥若定,从容应对各种严峻、险恶的环境，充分展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例如，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从洪洞县马牧村去太行前线，随行人员只有两个警卫连，约两百人。23日凌晨,途中与日军进攻临汾的苫米地旅团遭遇。太原失陷后，晋南重镇临汾成了山西省的临时省会,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后勤机构也转移在此。由于临汾军民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人，迅速攻占临汾，后果将难以设想。因此，朱德不但不向周围的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部队到临屯公路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25日，日军探知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部队，于是，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镇平安无事。当晚，朱德率总部退出古县，转移它地，为临汾军民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当时在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在第二年撰文说:

“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苫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1939年3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

(八)

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他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他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和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先后犯过“左”倾和右倾严重错误的王明，也在延安。他有斯大林作后台，在党内还有较大的影响。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增强党的统一和团结，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酝酿、准备，于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展开。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朱德在各种会议上引导和启发广大干部、党员提高认识。1942年11月,他在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和有人争当领袖问题。他说:“要想做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他批评有些人刚念了几天书，背了几条原则，就自高自大，以为是万能，毫不虚心，这是不好的，结果一定是害自己、害别人、害革命。他指出，有些人脱离群众，只知道处处卖弄教条，搬运走不通的最高原则，那样是会把事情弄坏的。有些人，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结果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的;他们对世界各国的事都懂(自然也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实际实事不懂。他还说:有人时时刻刻想做领袖。领袖是群众封的，不是自己想干就能干的。

1942年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指出:过去“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但又不简单是一个幼稚病的问题，还因为有些人为了争当领袖而推翻已有的领袖，都想当中国的列宁。但是，我们党在20多年奋斗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全世界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由于康生的干扰，整风运动期间延安各单位一度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普遍发生乱批、乱斗、乱打人的情况。当时军委系统有一些人看到其他单位搞得轰轰烈烈，也跃跃欲试。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没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有一个高级参谋名叫白天，曾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参谋长，有人怀疑他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批斗他。朱德派人了解白天的全部历史，认为这种怀疑没有根据，不同意进行批斗。他指示高参室的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党的政策，不能乱来。由于朱德的领导，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

(九)

朱德回延安后，还有一大功绩,就是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的号召，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南泥湾政策”,克服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

朱德早年读《三国志》时就很赞赏曹操“开芍陂(今安徽寿县)屯田”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约90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但土地肥沃，有3条河川流经此地，是适宜于垦荒的地方。1941年开春后，他带了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军委行政处长邓洁，还有一位农业技术员，到南泥湾去实地踏勘。当时的南泥湾，没有路，没有住处，连老百姓也难找到。他们在踏勘时，白天披荆斩棘，爬山涉水，观察地形，研究措施;晚上简单地搭个窝棚，歇宿荒野。临走时，还取走当地的水样和土样，送到重庆周恩来处，请他找人化验。最后，弄清楚当地的水不是有毒，而是由于长年经过腐花烂叶的浸泡，喝了有害健康，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解决。

在弄清了南泥湾的实际情形后，很快就决定由驻防边区的三五九旅前往屯垦，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也陆续前来参加。由于朱德抓得紧，抓得狠，抓得具体、细致，加上这年气候条件也较好，南泥湾屯垦当年就获得较好收成，解决了边区部队相当一部分的口粮问题。1942年边区就渡过了难关，到1943年情况就更好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展生产克服物质困难，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十)

1946年6月,蒋介石自以为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便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八路军、新四军从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由于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不得不转为重点进攻，将进攻矛头集中指向山东和陕北。1947年3月，在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刘少奇、朱德等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

朱德从1947年3月底东渡黄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两年多时间里，主要集中精力解决军事问题，尤其是晋察冀的军事问题。此外，还十分注意土地改革问题。他一到晋察冀边区，就指出:“各个地方都打了许多胜仗，有什么经验教训?主要是土地革命，发动了群众。为保护土地,农民就要打仗。我们为人民服务，农民也不觉得打仗只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事情，就有了打胜仗的基础。”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期间，朱德作了多次报告和讲话，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土地”。

在军事问题上，朱德在指导晋察冀部队进行整顿、改组以扭转被动局面时，着重解决两个有着战略意义的难题，就是要使部队学会打大量歼灭敌军的歼灭战和攻坚战。在朱德的精心组织和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0月发起的清风店战役，一举歼敌17000多人，活捉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接着，又乘胜于11月6日起，激战6昼夜,歼敌2.5万余人，夺取了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石家庄是联结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枢纽，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坚固设防，强行攻克这样的大城市，在解放军历史上是第一次。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的任务被突出地提到面前。攻坚，必须有足够的炮弹、炸药等物资和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朱德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1947年春,他随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时，就着手抓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的制造。经中央同意，1947年12月20日至1948年1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交通会议，晋绥、山东、大别山也有代表出席。由于朱德对军火保证想得早，抓得紧，使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在1947年、1948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如攻克石家庄、临汾、济南 、太原这些坚固设防的城市，使用的大量炸药和炮弹，都是华北解放区的兵工厂供应的。淮海战役中，由华北、东北军工厂送往前线的弹药达1640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兵工厂研制出的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在战场上大显威力，凌空爆炸，甚至使方圆几十米内的敌军聋瞎丧生。国民党军队有人惊呼“共产党有了原子弹”。

(十一)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党内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首任书记。

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关心和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在经济原来十分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对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一向十分关注。在全国胜利前夕，1949年1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生产建设;土改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7月1日，他在纪念党的诞辰28周年的大会上提出:现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经常深入到农村、工厂第一线，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调查研究，同他们交换意见，然后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重大决策。为此,他跑遍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他都到过，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都留下他的足迹。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十分重视国防现代化的建设，积极参与领导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注重军事院校建设和部队训练工作。1957年8月，在国务院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务院体制的会议上，朱德就提出要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他说: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

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12月29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的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17年。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了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

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前后共5年7个月时间。中央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段时间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他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倾注了大量心血。

(十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视朱德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对朱德极尽攻击、诬陷之能事。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1968年12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共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这样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一个大成绩。”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73年8月召开的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面对当时那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朱德始终泰然处之，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1974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走出监狱去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时兴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不久，他奋笔书写“革命到底”的条幅以明志。

1976年7月6日,敬爱的朱德同志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旅程,享年90岁。1922年,他在申请入党时表示: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1975年在他89岁时，他又特意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他的一生忠诚地践行了他的誓言。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这个时候对这位伟人诞辰120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以他为光辉榜样，坚持革命的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和执政能力，践行“八荣八耻”荣辱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