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父亲刘钊
光阴似箭，我的父亲刘钊逝世整整八个年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父亲是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他一生光明磊落，66年的革命生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对党忠心耿耿，逆境中无怨无悔，顺境中不计名利得失，表现出一名党的忠诚战士的胸怀和风范。
父亲1906年10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农民家庭，年轻时在家务农兼任乡小学教员。1932年12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指派进入农民组织乌旗会，办夜校向农民宣讲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官府苛捐杂税的道理，在组织乌旗会员暴动中，因泄密未遂。敌人更疯狂搜捕中共党员，父亲被迫出走青岛暂避，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青岛地下党组织也惨遭破坏。1935年原沂水县委王光华从上海来信，令父亲速去沪。几经周折，父亲才接上了组织关系。
当时，父亲化名老丁，安排在中央特科下属的上海警报站工作，由徐强同志(化名老金)直接领导。站址设在黄陂南路的一个亭子间里，驻站的一位女同志叫孟非(化名小张)身边有个小女孩。父亲的工作是跑交通，搞联络，抄写油印文件，接到情报后即抄写一份，原件留下，待老金来取走;抄出的一份送交孟非，由孟通知有关人员。情报来自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陈海涛。
1935年11月18日下午，内线交给父亲一份紧急情报，内有18名被搜捕人员的地址，敌人将于晚上8点动手抓人。父亲迅即抄写后，赶到孟非家。孟把孩子交给父亲，叫了一辆车挨家通知。由于这次情报传递迅速及时，有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使敌人的抓捕计划扑了个空。
1936年,党中央派冯雪峰同志来领导徐强，徐对父亲说，你一人在此工作不方便，把家属带来以作掩护。于是当年清明节后，母亲带我们姐妹俩从老家来到上海，生活费用由组织上供给。当时，父亲联络的复旦大学教授、律师潘震亚，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搜集上海、南京等地敌方的情报。西安事变后，潘震亚获得一份日本文件(田中奏折)由父亲传送给徐强，后转送延安。当年12月，冯雪峰派父亲到天津取情报，情报装在一支牙膏里。父亲也以同样方式去香港送过情报。“七·七”卢沟桥事变前，父亲还负责并完成了大量有关国共两党文献的蜡刻油印工作，并分发给有关同志。
1938年，上海情报部门将搜集到的常州、苏州、青浦、沪南沿线十多处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及长江以南东部地区各种武装力量，
包括日伪军、国民党军、忠义救国军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队伍人数、武器装备、活动地区规律及日军侵略计划部署的详尽材料，用保密药水抄写在一本线装的《医学大全》的内页。初秋，父亲奉特科之命，带着这本《医学大全》来到茅山脚下竹箦桥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亲手交给陈毅司令说:“这是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武抗)同志要我捎上的‘礼物’”显影后，陈毅一口气看完情报，抚掌大笑，兴奋地说:“天赐我也!我们下江南再也不会做瞎子了”陈毅还拍拍父亲的肩膀说:“‘武抗’同志对新四军东进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1931年,党中央在上海设立秘密档案库(简称中央文库)，内有历届党代会、中央领导人的手稿，批复等机密文件。1939年徐强、李云夫妇调离上海时，指定父亲具体负责保管中央文库。为便于保管，父亲雇了一辆“老虎塌车”(一种手推车)将四箱文件搬到他当时居住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二楼。经检查发现，压在最底下的那箱文件已受潮。时值春阳,他把受潮的文件摊开翻晒。十多天后，箱子、文件被晒晾干了，再用烟叶夹在文件中以防蛀防霉。1940年秋天，父亲要调往苏中解放区，这批中央文库的文件箱便转移给缪谷稔同志负责保管。
当时，母亲带我和姐姐来上海已有好几年，她操持家务，帮助父亲接待来人，望风警戒。当时党的经费紧缺，我们生活拮据，妈妈操劳过度营养不良，患了肺病缺钱医治，1940年春，妈妈才30岁出头就不幸病逝。父亲带姐姐和我到苏中根据地陈丕显(父亲是他的交通员)那里，我们住在黄桥新四军驻地。因战事吃紧，时局不稳定，陈丕显介绍我姐姐(13岁)到鲁迅艺专学习;又派交通员将我送回上海,寄养在秦鸿钧(革命烈士)韩慧如夫妇家。父亲即留在苏中工作(化名刘光洲)。后来父亲也患了肺结核病，吐血不止。经组织批准，父亲回沪治病。
1941年，父亲经地下党战友介绍，与新四军女战士孙逸琴同志相识。共同的理想和革命目标使他们成了革命的伴侣。婚后第二年父亲接我回家。
在1941年整风运动中，父亲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除党籍。1943年秋，父亲病情好转，回到陈丕显身边。陈丕显告诉父亲说，你已被开除党籍，但没说什么原因。在新四军军部组织部，王尧山科长对父亲说:“你身体不好，先回上海，待上海解放后再联系。”父亲被无辜开除党籍很感冤屈，但他在逆境中仍继续坚持革命工作，收集传送情报，为新四军输送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东南亚一带回国的华侨。新四军兴化独立团刘史明派人与父亲联系要求协助扩军，父亲先后输送约一百余人参加革命队伍。
父亲负责给解放区采购军需物资，我见他将采购的物品装入箱子的夹层里。每当此刻，父亲总是低声对我说:“记住，绝不许到外面去说!”他还让我去门外望风。父亲装扮成跑单帮的小商贩，往来上海、苏北根据地之间。
1944年8月，父亲被人出卖，在回家的路上被日寇宪兵司令部逮捕。继母见父亲迟迟不归，情知出事,连夜处理文件信件等材料，及时通知有关同志暂避，又把做小买卖的账本收据藏好。日寇宪兵多次搜查，也没查到什么证据。敌人残酷地对父亲施用了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等酷刑，并轮翻拷打。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仍始终咬定自己只是个做小买卖的生意人，没有暴露身份，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日寇宾兵找不到确凿证据只得放人。当时与父亲有联系的秦鸿钧、韩慧如、张育民等同志无一受牵连。
父亲被放出来后，起初日寇宪兵常上门来询查，若不见父亲在家，继母就拿父亲做小买卖的物件、单据、账单应付了事。连着几个月,宪兵见找不到破绽,渐渐地就不来了。待身体稍好些，父亲仍继续以跑单帮作掩护往来于上海苏北之间，为我党扩军、采购军需物资，直至上海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父亲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亚东商行任总务主任。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被疑为“大老虎”受审查批判。父亲性格直率刚烈，秉公直言，不免得罪人，最终被判刑一年半，去大丰劳改。刑满返沪后，父亲长期无业，全家生活重担全压在当厂校教师的继母身上，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十年动乱”中，父亲更是在劫难逃，受尽折磨,坐牢三年之久。继母因“叛徒家属”屡遭批斗，患上精神分裂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1984年12月，经上海市公安局党组复查，报市纪委批准，恢复我父亲刘钊党籍,党龄从1932年入党之日起连续计算，并作离休安置,享受局级待遇。紧接着，继母孙逸琴也由退休改为离休安置。离休后，父亲仍关心公安事业的工作，并为恢复上海市地下斗争的历史档案提供不少宝贵资料，先后接待过几十人次的专访。
1991年市局给父亲颁发公安部“一级金盾”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