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武汉，第一件事就是去汉口看大和街26号的新四军第一个军部旧址。武汉的友人说，那里早就不叫大和街了，现在叫胜利街，可能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就改了。
胜利街是一条僻静的街道，躲开了汉口的繁华，以前属于日租界。新四军军部旧址在街的末端，是一栋联排式的两层楼房，临街有不高的围墙，隔成一个个小门。楼里住着许多市民。
把这里称作新四军第一个军部，是有过争议的。有一种意见认为，军部的各部门是1938年1月在南昌建立的，那才是第一个军部;在汉口时，只能称作新四军筹备处。这种争议，直到一则《关于军部移驻南昌的启事》被发现，才告结束。这则启事刊登于1938年1月28日和29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全文如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念六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迳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启。”这就是说，虽然机构还不健全，当年已经称军部了。
其实，将这里称做军部还是筹备处，虽有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叶挺和项英在这里开始合作，共同为组建新四军日夜操劳，有许多值得一说的往事。
在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是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毛泽东在1937年11月6日的电报中提出:“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意见，叶挺于11月9日离开延安，12日到达武汉，13日首次以新四军军长名义对记者发表谈话，呼吁团结抗日。他在去南京与有关各方面联系组建新四军的事宜后，12月初又来到武汉。项英则是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于12月23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两人就对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交流了情况，交换了意见。
胜利街可以作证:叶挺和项英在这里的合作是十分融洽的。他们一起听取了赖传珠关于从延安来的干部情况的汇报。他们一起会见了来武汉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傅秋涛、高敬亭和周骏鸣的代表张明河。他们多次商讨部队编组和干部配备等重要问题。叶挺对项英从延安带来的干部表示热烈欢迎，称他们“带来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关怀，带来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对项英提出的赖传珠任参谋处长等干部安排，表示完全赞成。项英对叶挺动员来的亲友故旧也诚挚欢迎，同意由叶挺的胞弟叶辅平任军需处长，老朋友沈其震任军医处长，老部下黄序周任副官处长，也同意了叶挺推荐的民主人士林植夫任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12月25日，他们一起召集在武汉的全体干部开会，分别介绍了上海、南京失陷的经过，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
他们也有分工。叶挺会见新闻界人士,走访国民党军政要员，为新四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当时，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顾祝同是与新四军有指挥关系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叶挺利用和他们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的历史渊源，动员他们出面,催促尽快公布对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的任命，并给新四军增加经费。叶挺还看望了李济深、蒋光鼐等，策划将他们领导的地下反蒋武装编入新四军。项英则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商讨组建新四军的重要问题，还以很多精力，组织和动员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下山改编集结。
站在胜利街头，我仿佛看到叶挺、项英当年忙碌的身影。我想，叶挺作为北伐名将，其特殊作用,是项英不能替代的;项英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领导人，其特殊作用，也是叶挺不能替代的。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同心协力，相得益彰，都为组建铁的新四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移往南昌。叶挺到香港、广州为新四军筹款筹枪。2月12日他们在南昌再次相聚，后来又在皖南军部共事。他们始终保持了应有的礼貌和生活上的互相关心，但是在工作上，在汉口建立的融洽关系逐渐有了变化。叶挺因为不是共产党员，看不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甚至不能参加关于新四军战略方针的讨论。他因而十分苦恼。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力图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1938年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并告项英，决定在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这个党的机构之外，再设一个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又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为主任，项英为副主任。这些措施，当然是为了让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能够参与集体领导，主持军政工作。遗憾的是，这个新四军委员会并没有发挥作用。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皖南事变。1941年1月7日,就在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动手，对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实行围歼的那一天，项英主持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叶挺在会上主张，此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不惜牺牲，坚决从星潭打出去，突出重围。这个方案，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当晚新三团一营已经打进了星潭。但是项英怕这怕那，顾虑重重，没有同意。后来叶挺又提出:既然不同意正面突围，那就立即改道,沿顽军兵力薄弱的太平、洋溪、石埭方向突围。项英仍予否决。会议从15时开到22时，项英才决定沿原路折回。常言道:兵贵神速。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战场上，竟然犹豫不决，开了七个小时讨论会，后果可想而知。
有人说,项英也有难处，和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军长共事，分寸不易把握，如果放手让叶挺指挥，可能又会批评他使党的军权旁落。
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党的领导,并不等同党委书记的领导，首先应该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叶挺去延安时就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他在新四军正是这样做的。尊重叶挺的职权，和坚持党的领导,并没有矛盾之处。
告别胜利街，我不禁想:如果叶挺和项英始终保持在这里开始的融洽关系，坦诚相处、同心协力,那有多好啊!即使皖南事变难以避免，至少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历史只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留给后人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