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聂耳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遇难。1954年，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碑文中，称誉他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称赞他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
走出家乡寻真理
聂耳，原名聂守信，号子义(紫义)，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昆明。他的父亲是个中医，光绪末年由玉溪迁到昆明，在甬道街开了个小中药铺“成春堂”，聂耳就诞生在这个中药铺的楼上。聂耳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4岁时，父亲病逝，从此家境贫困，生活重担就落在他母亲一人身上。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个勤劳而倔强的傣族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随着丈夫学会了一些医药知识。丈夫去世以后，她一面继续经营“成春堂”药铺，—面帮人做针线、洗衣服，依靠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
1918年，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小读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初小毕业后，转到私立求实小学读高小。幼年的聂耳常去茶馆听滇剧清唱。逢年过节跑到近郊去观看农民表演花灯，还常常一个人到郊外听少数民族的“对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白天听了别人唱的调子，晚上能原原本本地唱给家里人听。聂耳10岁时，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求实小学组织了一个学生音乐团，聂耳在音乐团里除了演奏乐器，还担任过指挥，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
1925年，聂耳在私立求实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省联合中学。1927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英文组。
当时云南已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和共青团省委。省立一师是中共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地点。党团员通过阅读进步书籍、交朋友等活动，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组织。聂耳阅读了《东方杂志》的“李宁专号”(李宁即列宁)、《创造月刊》，以及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等书刊，受到了革命的启发和教育。后来在党团组织的帮助下，直接阅读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
1928年初，云南新上台的军阀龙云开始执行蒋介石的“清党”政策。3月30日，共产党人赵琴仙、陈祖武、罗采惨遭杀害。在白色恐怖下，聂耳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地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斗争。1928年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
1930年初，龙云进一步镇压革命人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被杀，也有少数不坚定分子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5月，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抓人的黑名单已经摆在法院院长的桌子上了。这个院长的儿子与聂耳的三哥是同事，他看到黑名单上有聂耳的名字，马上跑到聂耳家里报信。聂家很快去学校把聂耳喊回来，让他躲起来。刚好这时有个商人邀约聂耳的三哥去上海的一家商号帮忙。经征得那个商人的同意，家里决定让聂耳顶替他三哥去上海。7月10日，聂耳告别了亲人，取道越南前往上海。
初涉乐坛显锋芒
1930年7月18日，聂耳只身到了上海，在“云丰申庄”当伙计。“云丰申庄”的经营业务是从上海采购香烟邮寄回昆明销售。聂耳负责采办、包装和发放香烟回云南，每天劳动达10小时以上。开始没有工薪，只供食宿；后来每月发给5元钱。商号设在虹口公平路的一条弄堂里，居住条件很差，周围环境杂乱不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聂耳仍坚持学习英文、日文，学习革命文艺理论。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因漏税的事情败露，受到巨额罚款后倒闭。聂耳随之失业。正当他徘徊街头，为寻找工作四处奔波的时候，突然从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考乐队练习生的广告。4月，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这个我国最早的职业歌舞团，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痛、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赵丹、周璇、阮玲玉、黎莉莉等，当时的“明月”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名噪—时。这对于酷爱音乐的聂耳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呀!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勤奋刻苦地学习他最喜爱的小提琴演奏，每天练习都在六个小时以上。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聂耳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提高，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上海爱国军民自动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疾风骤雨的斗争，再度唤起了聂耳的战斗激情。就在这时，党组织向他伸出了热情关怀的手。1932年4月，聂耳和革命戏剧家、剧作家田汉发生了联系。据田汉后来回忆，在他们初次会晤中，聂耳谈了他的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倾吐了他对共产党的渴望、仰慕，表示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都献给党。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明月歌剧社仍然演出一些与时代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要格格不入的轻歌曼舞，聂耳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1932年7月，他在左翼刊物《电影艺术》上，用“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了明月歌剧社和中国歌舞界所存在的问题，批判了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主张歌舞必须为大众服务。可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却引起了明月歌剧社一些人的忌恨。这年8月，聂耳以叛逆者姿态，愤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
1932年8月11日，聂耳由上海到北平。聂耳通过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血衣》中扮演角色。10月28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在演唱《国际歌》时，台下的右派学生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跑了，聂耳毫不畏惧，仍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奏完。
鼓吹革命号角
1932年11月8日，聂耳由北平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二厂工作。
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聂耳的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清楚地认识到：“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音乐的新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1933年6月3日日记）他鞭策自己，加倍地刻苦学习，决心拿起音乐这个战斗武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在入党后至遇难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了30多首充满战斗热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期。
1933年夏天，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拍摄《母性之光》影片时，聂耳除了担任群众角色黑矿工外，还为该片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电影歌曲。此后，聂耳还在《小玩意》《渔光曲》等影片中担任角色。
当时，聂耳还担任了音乐股主任、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剧本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常委兼组织部秘书，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同任光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共同研究音乐理论和创作问题。他还经常随左翼剧联到工厂、学校开展演出活动。
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安排，进入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主要协助原已进入该公司的革命音乐家任光工作。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方便条件，在发行电影歌曲、流行歌曲的同时，发行大量革命歌曲，仅聂耳的歌曲就有二十余首灌制了唱片。民间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都是由聂耳改编并灌制成唱片的。这是聂耳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民间音乐的一个贡献。
6月30日，左翼剧联在上海演出了由田汉编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除了为这个歌剧创作了插曲《码头工人之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之外，还扮演了剧中的主角——打砖工人老王。他那卓越的表演技巧，曾得到当时报纸的好评。
1934年，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著名的《毕业歌》就是聂耳为这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歌。12月，他又为影片《大路》配乐。《大路歌》和《开路先锋》，就是他为这部影片配的两首歌曲。
1935年1月，聂耳重新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二厂音乐部主任，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组歌。为了演唱好这首充满革命思想和战斗激情的组歌，聂耳专门发起组织了一个联华声乐团，并亲自担任辅导和指挥。这个声乐团的成员很多是当时沪东公司的女工。春节期间，影片《新女性》尚未放映，聂耳指挥身着工装的联华乐团的姐妹们，公开演唱了《新女性》组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35年3月，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聂耳听说这部影片有一个主题歌需要作曲，便主动跑去找担任编剧的夏衍。夏衍后来回忆说：“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看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这首主题歌就是后来震撼中华大地、世界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夏衍还说：“聂耳是抗日战争最初的号手，他在我们中华民族衰颓的干涸了的血管里注射了适量的樟脑针和葡萄糖，而这强心和滋养作用一直持久地延续到现在。”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表达了亿万人民共同的心愿，喊出了中国人民要求奋起抗战的呼声，发出中华民族的怒吼，深受人民喜爱，很快传遍全国，而且经久不衰。全国解放后，被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着《桃李劫》《大路》《新女性》《风云儿女》等影片的放映和唱片的发行，聂耳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等优秀歌曲，很快不胫而走，成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正因为这样，聂耳的名字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仇恨。1935年4月1日，党组织突然得到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为了保护这个奋发有为的青年革命战士，同时也考虑到他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的要求，决定让他取道日本，然后去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考察。
在日本溺水遇难
1935年4月18日，聂耳从上海乘船到达日本东京。6月2日，中国留学生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内举行第五次艺术聚餐会。聂耳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报告，还演唱了《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他的演说和演唱，深深地打动了与会的中国留学生。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聂耳应邀参加了新协剧团去大阪、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为此，他没有和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起去房山海滨避暑度假，而是通过新协剧团一个朝鲜朋友的介绍，到了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去洗海水浴，还准备登临富士山，然后赶到大阪与新协剧团的大队人马会合，参加演出。
聂耳到藤泽市后，住在日本友人家里，几乎每天都去鹄沼海滨游泳。7月17日，他与友人去鹄沼海滨游泳，却被无情的海水夺去他年轻的生命。
聂耳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在日本的留学生及国内文艺界都沉痛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深深怀念这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1935年夏末，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他生前友好张天虚、郑子平护送回上海，1937年10月1日，安葬在风景优美的昆明西山，1954年，在原地重建了聂耳墓，著名作家、诗人郭沫若亲笔题写了碑文，高度评价他对我国无产阶级音乐事业的贡献。同年，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也在聂耳遇难的鹤沼海滨修建了纪念碑；1962年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年又重建了被海啸冲毁的聂耳纪念碑，并规定每年7月17日是“聂耳祭”的日子。1980年，昆明市政府又在西山扩修了聂耳墓，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聂耳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事业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与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