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老战友杜宣
杜宣同志，原名桂苍凌。他的老家是在江西南部崇山峻岭的一个小县城里。他曾亲眼看到中国大革命的风暴和悲惨的失败，看到共产党人被捕流血。童年的他和他父亲曾资助过的小学老师、共产党员薛老师一起逃出了虎口。后来他到上海读书，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成为1932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普罗文学的先锋。杜宣同志在中国文坛上的名望和卓越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很可能还有不少同志还不知道，杜宣同志还是我党在特别战线上的一员骁将。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到上海，邀请杜宣等一些在这条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晤面，饭后上海国家安全局请杜宣同志题词，杜老即兴挥毫写下了一个斗大的“剑”字。确实，情报保卫这项特殊的工作是党的卫士与宝剑。我党的优秀战士潘汉年、李克农就是党的卫士与宝剑，桂苍凌同志也曾是党最信任的卫士与宝剑。
记得我与杜宣同志第一次相识，是在解放大军饮马长江挥戈上海的时候。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当时的华东局以苏南的丹阳作为前进基地，为接管上海筹划各项准备工作。那时候，中央公安部尚未成立，华东局社会部已着手准备接管伪上海市警察局。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亲自委派桂苍凌同志前来准备接管国民党伪上海政府国防部保密局的“东方研究所”。其时，我正在华东局社会部工作。在丹阳乡间的茅家巷，我第一次与桂苍凌同志会面，共同学习入城政策。桂苍凌同志比我大八九岁、他相貌英俊，谈吐文雅一派学者风度，且思维敏捷，沉稳干练，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可在此之前，我还只知道他是我党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他来到后，社会部陆续为他配备了一线干部，我们并肩一起战斗了大概一年左右时间，老桂就奉调到华东联络局去工作了。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桂苍凌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策反国民党保密局要员，只身赴港追回珍贵图书七万册
国民党的“东方研究所”是伪保密局系统的一个庞大机构，其所长邓葆光在日本投降后，一度曾是个深受蒋介石与戴笠重用的军统少将。该所图书馆所藏的一大批图书，是日本投降后邓葆光任逆产组组长时，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与大汉奸周佛海、梁鸿志的藏书库接收来的。我解放大军进入上海后，我到过位于愚园路的“东方研究所”，那是一个占有很大一块草地的高级花园建筑。可惜的是其时已经人去楼空，一大批图书已不见踪迹。
在追寻邓葆光与这批图书的下落中，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与邓葆光关系十分密切的交际花吴某。根据扬帆同志的指示，由桂苍凌同志与我一起，以军管会与公安部的名义找吴某谈话。为了取得谈话的更好效果，当时由我扮“红脸”，老桂扮“白脸”。经我俩的工作，吴某的态度还不错。通过与吴某的谈话，我们得知，自戴笠死后，邓葆光在军统内部并无基础，还受到伪保密局长毛人凤、潘其武的排斥。为此，邓早有脱离军统的倾向。1949年春节期间蒋介石下野后，毛人凤到上海布置所谓“应变”事宜，曾督饬邓葆光将一大批汉奸的珠宝等贵重逆产和“东方研究所”的珍贵图书资料尽快抢运到台湾。邓葆光一面作出“抢运”的姿态，一面却留了一手。他从“东方研究所”的一大批藏书中，精心挑选出了最珍贵的孤本善本等约七万册，分装110大箱，通过陶希圣的关系，在这批箱子上贴上了中华印刷厂的标签，混在该厂运港器材中，悄悄地运到了香港，存放在西环招商局的永安仓库里。
事情有了重大的转机。当时，经扬帆报潘汉年同意后决定，通过吴某与邓葆光进行书信往来，很成功地争取了邓葆光秘密来归。邓葆光回到上海后，潘汉年、扬帆与当时的上海联络局何以端等领导接见了他，然后将邓派回香港。可是，特务头子毛人凤早已在追踪邓葆光的下落。邓回到香港后，1950年9月，他在每日出来打太极拳回家的路上遭到国民党四个特务的突然袭击，头部连挨7刀，倒在血泊中。当附近的警察闻讯赶到时，邓只写出了其妻的名字与电话号码后即不省人事。经过抢救，邓健康有所恢复，后即回上海继续治疗。
遭遇了这次袭击，邓葆光回到上海后，即把存放在香港永安仓库的110箱图书的栈单交给了我方。桂苍凌同志主动请缨去香港追回这一大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到香港后，经过一番细致周到的工作，在他的亲自主持操办之下，这一大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平安运到了北京，按中央领导的指示，交给了北京图书馆。此事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桂苍凌同志去香港执行这项特殊使命时，正值香港国民党特务横行，且邓葆光遭暗杀不久，形势十分凶险。老桂同志在此时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的。
领导侦破上海第一个美帝间谍案
上海解放之初，负责同敌特间谍作斗争的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干部力量还相对比较弱，一度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复杂的情况不能完全相适应。当时，由老桂同志主持工作、代号暂为“东经所”的工作班子的干部，文化层次是比较高的。由此，我军入城后6月间在一个白俄家中发现的可疑线索，扬帆即交给桂苍凌同志负责侦破。
这个案件的线索是由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宏达提供的。在这之前，胡的嫂嫂杨某经人推荐至这个白俄魏克特家帮佣。胡的嫂嫂反映，原先并不富裕的魏克特，后来不知怎么竟突然阔绰起来，每逢星期一、三、五总会有个矮个子的外国人来访。这个矮个子外国人来魏家后，他俩就会神神秘秘地锁上门，室内还常常传出嘀嘀嗒嗒的声响。由此开始，经过我方周密的侦察和测向，确定魏家藏有一部秘密电台，且这个电台的波长和呼号经常变换，电码的编组方法也迥然不同。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案情大获进展，得到了陈毅与潘汉年等领导的嘉许，同志们都为土八路斗胜洋特务所取得的战果高兴。
当时，此案涉及前苏联驻沪领事馆和其驻沪商务代表团多人。我方将此案及时上报，经过外事部门通报苏方。苏方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此案对他们威胁甚大，希望我方尽快破案。由此，市局决定以桂苍凌同志为行动总指挥，务必提前侦破此案。桂苍凌同志受命后，全力以赴，于1949年10月25日将涉及此案的魏克特夫妇、报务员袁兴发、巴比蒂斯太、情报员骆介潮以及交通员骆介眉一举收入法网，同时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英文密码11册，照相机4架以及手枪、军刀、录音机、打字机与情报底稿等一大批敌人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证。事后，经查实，这个特务间谍组织是美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站于上海解放前夕布建的，其任务是搜集中国与前苏联的情报。1950年，我们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将魏克特夫妇等要犯连同有关案卷押送北京移交给前苏联方面。
魏克特案件，是我们进入上海后同帝国主义直接交锋所破获的第一个大案要案，它斩断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魔爪，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干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信心。据我记忆，当时国民党保密局布建的特务组织国际组顾宜华组台案也是由老桂指挥破案的。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桂苍凌同志功不可没。
道德文章，彪炳千古
历史已经证明，1955年发生的潘汉年、扬帆案是一宗特大的冤假错案。这个案件株连的人数众多，后果极其严重。我与桂苍凌同志也不幸被牵连蒙受无妄之灾。1980年，我还未落实政策，一次来上海，住在和平饭店。那天正巧在饭厅巧遇桂苍凌同志，他一如过去，对我亲切热情，使我十分感动。我知道，他同我一样也是潘扬案件的受害者，在“文革”中，他还蒙受了三年之久的牢狱之灾。1983年我落实政策调回上海工作后，我们时常见面，他告诉我，由于廖承志同志对他的深刻了解与推荐，他才有幸参加亚非笔会的工作。
杜宣同志在特定的艰难历史条件下，著作丰硕，事业有成。近年来，我常去他家看望他，读他的书，同他聊天，对他的了解大为增加。他的著作与言行，常使我深受教益。看了他的《沧海还珠》成功演出，更为全剧的爱国激情所感动。他忘不了老战友冯少白。冯少白当年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由林伯渠与罗瑞卿介绍人党，还担任过新四军军事教育科长、旅参谋长，不幸的是后来他蒙受了冤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中成了“老运动员”，杜宣同志不平则鸣，并为他撰写了纪念文章。
在晚年，杜宣同志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富强进步欢欣鼓舞，对于丑恶的腐败现象也深为忧虑。身患重病住院后，杜宣同志仍然笔耕不辍，不少单位与老同志求他的墨宝，央他为自己的作品作序，他无不慨然允诺。即使在病危时，他还为《新民晚报》撰写了《招牌与筷子》的文章，为东北的森林资源被不断砍伐而惴惴不安。
杜宣同志为人敦厚，至善至诚，胸怀如大海一样宽广，具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且十分善于团结和凝聚党内外以及国际文化界人士，他的朋友遍天下，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关心人，友善待人，但治学却毫不含糊。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写了一首悼念潘汉年的诗请他过目。他看后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一般化”，激励我要用心学习。三年前，我写了一幅字祝贺他的米寿，他却劝我要好好学习书法，同时还指出我印章的印泥走油了。他为我所写的《两次冤狱的回忆》作序时同情而落泪，可谓知我者老战友也。正当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中华国运昌盛之际，杜宣同志竟撒手人寰驾鹤西去。我失去了一位老战友，一位无可替代的好老师，痛何如哉!兹赋诗一首于后，以寄托我的无穷哀思：
散文大家，诗坛巨星/剧作丰厚，笔走龙蛇/世纪骄傲，铁军老兵/解放上海，秘战先锋/单骑赴港，大智大勇/七万藏书，完璧运京/总理嘉许，孤胆奇功/亚非笔会，友谊常青/洞箫牧笛，大吕洪钟/爱心博大，匡庐劲松/岁寒不凋，亮节高风/斗魁陨落，泪别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