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实业家陈范有名汝良，安徽石埭县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陈范有的父亲陈一甫早年在唐山参与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水泥工业创始人之一。1911年该公司生产的马牌水泥荣获意大利都郎博览会优等奖章，1915荣获巴拿马赛会头等奖状和奖章。1922年陈范有子承父业，为启新洋灰公司发展作出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亲日的冀东伪政府成立，唐山沦为日寇的势力范围。为了应变，陈范有毅然在南京另建新厂，创办了江南水泥厂。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鲸吞了大半个中国。在日寇和汪伪政权的双重压力下，陈范有坚持“不资敌、不合作”，承受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与日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军始终没有从江南水泥厂那里获得他们急需的战略物资，相反，这里成了数万难民的避难所。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显示了陈范有及其同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情操。
炮火下的转移与护厂
江南水泥厂建于南京栖霞山东麓。这里蕴藏着丰富优质水泥原料——石灰石粘土。水泥厂南临沪宁铁路和宁杭公路的交叉点，北濒长江，该厂自建铁路专线，与宁沪铁路接轨，修砂石路与宁杭公路连接，交通方便，运输成本低，并可用淮南煤作燃料。
江南水泥厂购买了丹麦史密芝公司的生产水泥成套设备，同时又分别从德国、英国购买电器设备和开山机、吊车等设备。1937年10月初，所有厂房建筑、土建工程以及机械设备安装完毕。这时传来淞沪战役失利的消息，但陈范有认为，“虽然淞沪战事吃紧，而江南厂职工仍希望早日开工，生产水泥，以备死守首都，巩固国防之用。”当年10月4日，江南水泥厂开始试运转。但未及旬日，淞沪失守，战火迫近栖霞。
为应对这一事变，江南水泥厂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一、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二、竭尽可能保护工厂。于是他们首先拆卸工厂关键部位重要机件，把大一点的沉到护厂河中，小一点的埋入土中，免被日寇利用;对厂里重要机器图纸、账册及文件分装七箱，随技术人员西迁汉口。这部分资产后经武汉转道湖南辰溪时，不幸于1939年9月21日遭日寇轰炸，燃烧殆尽。在这期间，厂里成立了以经济师徐莘农为首的留守组，负责厂内工作。
当时，德日同为轴心国成员，丹麦为中立国。为此，1937年11月，董事会又聘德国人昆德任代理厂长与丹麦人辛波共同护厂。对外则称机器购自丹、德两国，按合同规定，点火生产后才付清贷款，现安装尚未完竣，贷款未清，产权尚属丹、德两国。厂里悬挂德国和丹麦国旗，藉以与日军周旋。
建难民营援同胞三万人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30余万中国同胞惨遭屠杀。与此同时，敌机日夜狂轰滥炸，沪宁沿线变成一片焦土，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纷纷扶老携幼四处奔逃。江南水泥厂留守职工目睹同胞的苦难，怎忍坐视不管，在留守组的安排下，他们竭尽人力、物力在厂里收容保护难民。
自接纳第一批200多名从下关跑来的难民起，从四面八方随之而来的难民近千人，住满了厂里空余的工房。为了接纳更多的难胞，该厂又在厂内空旷处临时搭建了许多简易棚屋，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对于无粮和缺粮的难民，厂里还供给救济粮，最多时一日消耗达1500公斤。厂里原来准备当燃料的煤和木料，都用来作为燃料供难民取暖之用。
时值隆冬，难民中患病较多。该厂留守组特地在难民营里开设了诊所，并商请鼓楼医院派了两名有经验的护士前来支援，厂里还特聘来两名医生。所用的药品多数由南京鼓楼医院捐赠，不足之处由工厂补充或少量收费。这样，有效地保护了难民的健康。
难民营最为成功之处是安排了德国人卡尔·昆德、丹麦人辛波进行护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阻止了日军进厂抢掠、杀戮。但令人头疼的是周围的土匪。一开始他们三五成群，抢劫难民的财物，后来拉帮结伙打劫商铺。他们不但人多而且武器精良，到了夜晚枪声不绝于耳。为了工厂安全，留守组除原有自卫武器外，以德国人京特的名义购买了几支火力较强的毛瑟枪，还雇佣了三名俄罗斯籍的保镖。由于保护措施得当，工厂和难民均没有遭受损失。
这里的难民来源，除了大江南北苏皖乡民外，沿沪宁铁路而来的人亦不在少数，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均有难民到这里来避难。据现有资料记载，从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城开始，到1938年4月止，江南水泥厂收容的难民共达三万多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江南水泥厂是当年中国最新的水泥厂，也是亚洲最先进的大型水泥厂，该厂的先进机械设备早就让日本军国主义垂涎三尺。从1938年开始，日本多次委派三井洋行及小野田财团主管人员以“合作参股”、“租用工厂”等名义，屡屡来厂诱迫开工，但均遭到陈范有等主要董事的一致拒绝。
1939年11月，日本小野田水泥公司常务董事朝枝及三井洋行水泥部长西田来天津，声称日本军部对江南厂延不开工，深为不满，以此进行恫吓。江南厂常务董事陈范有等人不为所动，并告之江南水泥厂以中国人自营为原则。至于未开工，是因受到战事影响，安装尚未完毕，电力、原材料等均难以落实，无法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是德国人昆德任代理厂长，日方不便军管，就这样拖延了6年之久。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反击，日军节节败退，飞机损失严重，急需制造飞机的金属铝。日本看中了可以用来炼铝的江南水泥厂设备。1943年，穷凶极恶的日车再也不顾什么“轴心国盟友”的利益。这年7月，日本大使馆通知天津董事会，拆迁该厂机器至山东张店造铝，9月14日日本田尻爱义全权公使来函进一步指出:“全部工作以军事需要看待。”并协同汪伪施压，10月13日汪伪召开国防会议，议决依照日方意见办理，并于10月22日发出0002号文件，要工厂满足日方要求，天津董事会陈范有等并未屈服，通过谈判以拖延时间。
11月20日该厂在天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一致不同意日方要求，日方大怒，25日派人到天津质问，认为此举有抗日嫌疑。29日董事会派代表与日本轻金属公司越智总经理和日使馆人员绫部在北京六国饭店会谈。陈范有明确表示，按公司法规定，重要事件须取决于股东，董监事均无权处理。12月5日日军进驻工厂，23日日本技工开始拆卸第一批清单中水泥厂中主要设备(二部长100米巨大的回转窑及磨四部)于1944年6月基本拆运完毕。1944年5月日方又提出增拆第二批、第三批机器清单，为了实现其掠夺目的，该年6月日方将该厂常驻上海的经理庾宗桂传唤至上海日本领事馆进行胁迫，要求尽快拿到设备。谈判开始时，田边新之大谈“大东亚共荣”及当今战局之严重，当谈及江南水泥厂设备的时候，田边掏出手枪放在桌子上，以威胁的语气催促庾宗桂将机器设备交出，并声言知道部分主要机件藏在水中、土中，还建有密室藏匿设备，逼迫庾宗桂当场表态。面对田边来势汹汹的态势，庾宗桂采取了以柔克刚的策略，对田边的“宏论”表示“钦佩”，但又否认藏匿机件之说，所谓密室则是用木板钉死的小仓库，里面存放的是一些电线之类的一般用品，因怕土匪抢劫才这样做而已。经巧妙周旋，拖延了拆运设备的时间。至10月，江南水泥厂的机器被日军洗劫一空。
1944年2月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文章，在《敌没收沦陷区工厂》的标题下，报道“栖霞山(南京东)之江南水泥公司原为中国最大水泥厂……敌因要求该厂与敌合作经营，遭该厂拒绝·……敌近以前线缺乏水泥，企图没收，唯在‘新政策’实施期中，仍以‘借用’名义向该厂接洽，并声称如不应允，即由国家(按即汪逆)没收，以供军用”，揭露了敌伪抢占我国民族工业资产的罪行。
江南厂浴火重生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江南水泥厂的机器散失在外已无法运回，工厂需要重建。而已停工八年的原股东亦无资金可投入，于是陈范有等人另筹资金，购买设备，经艰苦努力，一个新的江南水泥厂大致建成。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撤退，地处军事要地的江南水泥厂在陈范有等人的组织下，职工日夜严守岗位护厂，终于把该水泥厂保护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陈范有深谙党和人民政府繁荣经济和积极扶植民族工业的一系列政策，心情振奋，为响应人民政府增加生产的号召，陈范有还曾致函周恩来总理，请求解决供电问题。在周总理关心下，南京市建设局召集电厂和江南水泥厂开会商妥有关事项。1950年9月17日，江南水泥厂单窑点火成功，历经15年磨难的水泥厂终于正式开工生产。当年11月1000吨水泥发往兰州油矿固井施工，效果良好。该产品不仅弥补了当时中国高标号水泥生产的空白，而且对粉碎帝国主义封锁具有重要意义。1951年9月，江南水泥厂开双窑生产，产量逐步达到设计水平。后来再经技术改造，该厂最高年产量达到60万吨，成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水泥厂，完成了陈范有的宿愿。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东方水泥厂之冠”。50年代初，在天津举办的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该厂用于建造塘沽新港工程的水泥荣获金奖。由于陈范有对中国水泥工业所作的贡献，他被推选为全国水泥工业同行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陈范有与周恩来总理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是先后届同学。1959年，周总理到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视察时问起陈范有。陈范有胞弟、唐山水泥厂副厂长陈达有告诉总理，陈范有早在1952年已逝世。周总理非常惋惜，连连说:“可惜，可惜!”
1985年，邓颖超提出:为爱国实业家写百人名录，陈范有应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