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为适应抗日作战的需要，新四军七师师部决定从基层连队、地方干部及无为联中学生当中选调了20多人组成了报训队。师部电台台长乐更新担任报训队队长兼教员。报训队驻地和师部同在安徽无为县严桥风景秀丽的三水涧村。
乐更新是1941年5月离开上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的，他曾在上海读过五年小学，是一家小烟纸店里的学徒。他到了盐城抗大分校后，被分配到报训队学习报务技术，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报训队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第一课就是学26个英文字母，要求会读、会写、会用。从学校和地方选调来的学员，文化水平高，学起来非常轻松，然而却难煞了我们从部队来的七名学员。我们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有个别人还不识字，几天下来，就有两位学员打了退堂鼓，打起背包回原部队去了。面对这些陌生的英文字母，其他5位学员思想也产生了动摇，泄气地说:“想为国家多尽些力，可是力不从心啊!还不如回部队去打鬼子。”
见我们这些从部队来的“大老粗”们笨头笨脑，学得很吃力，从地方和学校来的学员不时哄笑，还贬称我们为“土包子”。我当时担任学习班长，为了“报复”这些“洋包子”，就故意延长晨练时间，增加训练强度，吃饭要求“速战速决”，并且缩短就寝时间，让这些“洋包子”们面对快节奏、高强度的“军营生活”感到筋疲力尽，适应不了。我们这些“土包子”与“洋包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快被乐队长发现了。一天中午，乐队长来到我们寝室，坐在我的草铺上，拍拍我的肩膀说:”章班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了抗日打鬼子，部队急需增加报务人员，你怎能轻易放弃?你们能在战场上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就不能学好报务技术呢?这是党和人民的需要啊!”一席话犹如一股暖流滋润了我的心田，陡然增加了我们学习的勇气和力量。我和其他四位从部队选调来学习的战友商量后，表示愿意留下来继续学习报务技术。乐队长又和颜悦色地开导我们:“你们几位从部队来的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起带头表率作用，搞好团结。他们虽然有文化知识，但不如你们经得起摔打，有的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你们要谦让，怎能以牙还牙?”"这番话让我和战友们感到非常惭愧而低下了头。
不知道当时乐队长是如何开导这些“洋包子”们的，不久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洋包子”们在学习上开始主动帮助我们。他们不仅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教我们，而且还由乐队长设法弄来铅笔和透明的薄纸让我们仿写，还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训练，我们这些“土包子”战胜了许多困难，学习信心大增，逐步掌握了报务技术。
1945年春天，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内外夹击，向我根据地进犯。为了安全，部队不得不从无为县三水涧转移到含和(含山、和县)支队所在地。我们背着这些沉重而又珍贵的通讯设备一起转移。一天晚上，部队要翻过一座大山。当地老百姓称它为“上七下八”，即上山七里路，下山八里路，往往是山下出太阳，山上还在下大雨。细心的乐队长为了保证行军安全，把报训队我们5名从部队选调来的党员分别安排在队伍的前、中、后，他自己始终走在队尾，以防队员掉队。这段山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很不好走。不一会儿，有的学员就体力不支了，党员就主动接过这些学员肩上的背包。下山时，坡陡路滑更难行走。乐队长不时提醒大家:“当心!当心!”在翻越一个大滑坡时，雨水和雾气使乐更新戴的眼镜片模糊了，连一米以内的人和物都无法看清了。忽然，他脚下一滑一个趣趄摔倒在地，眼镜也飞了出去。几位学员忙把他搀扶起来并帮他四处寻找眼镜。乐队长站起来后，大声地说:“共产党员们，要照顾好身体弱的、年龄小的学员，千万不能出意外，否则，我不好向党和师首长交代呀。"由于天太黑，乐队长眼镜没能找到。他是高度近视眼，没了眼镜行走非常困难，他只得拉着前面战友的衣角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看他走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呼，大家都很感动，纷纷要帮他背背包，可他仍坚持自己背。到了宿营地后，学员们都放下背包休息了，乐队长还在忙着为大伙联系吃住。夜里他又常常起床查铺、查哨，为那些年龄较小的学员盖被子。
经过一年的艰苦学习，报训队的学员们个个都成了报务骨干，他们在机要通讯战线上发挥了作用，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