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原《义勇军进行曲》)中的这句歌词，警示着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那个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我们民族历尽艰难、受尽屈辱的6年，也是我们民族逐步觉醒和团结的6年。没有这前6年的磨难，就不会有后8年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现在人们把九一八事变算作抗日战争的起点，认为这6年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个期间两国(中国、日本)三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的关系的深刻变动和调整，对后来全面抗战的爆发、坚持和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很值得反思。
(一)
日本侵华当然不是从九一八事变才开始的。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就以“富国强兵”为号召，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在九一八事变前，它就多次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宝岛台湾，逼迫旧中国统治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划为其势力范围。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也由于它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它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将由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中国。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1927年的叛变而归于失败，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和削弱，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也战乱不断，国家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第二，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联的迅速崛起，资本主义世界十分害怕，它们对德、意、日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英、美等国对日本的侵华持纵容、姑息态度，企图以牺牲中国来驱使日本北上进犯苏联。第三，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西方列强无力东顾。这样，日本侵略者就胆大妄为、无所顾虑了。1927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就在他召集的“东方会议”上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新大陆政策”。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从这时起至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的6年间，由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日军侵华简直是随心所欲，如囊中取物。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内，1万多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4个月内，就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国土的三倍。随后，将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秘密从天津送至东北，宣布成立“满洲国”。为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注意，并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日军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进攻。后经英、美等国的“调停”，迫使国民党政府同它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令人难以思议的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首都南京的屏障，《协定》竟然规定从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不能驻扎中国军队，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上海驻扎部队。1933年，日本为巩固其对东北的占领，并向华北推进，在不到十天内，又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地处辽宁省与察哈尔省之间的热河省，将东北与关内地区隔绝。紧接着，日军向长城沿线各隘口进攻，并从东北调兵入关，加紧侵略华北，策划第二个“满洲国”。1933年5月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1935年6月，中日签订的《秦土协定》和7月签订的《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为使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于同年10月以关东军代表的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律罢免。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扶植下，由老官僚汉奸殷汝耕于11月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12月，在北平成立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当年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总之，在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的纵容、姑息，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大大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在东方形成战争策源地。其侵略矛头不只是针对中国。1941年12月，它就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同美英交战，占领东南亚各国。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日本的侵略史充分证明这个科学论断的正确。
(二)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不断升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作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如何应对这种危局，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是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破坏同共产党的合作后执政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亲英、美;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亲日本。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就公开投降日本，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至于蒋介石，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他终于被逼上了抗日的梁山，表示愿意停止内战，重新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在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的8年中，尽管他的表现，尤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表现，很不如人意，但他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投敌，一直坚持到最后抗战胜利，对于他在抗战中的功绩，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然而，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为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犯，仍然置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顽固地坚持“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他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也不可得”。所以，他的“攘外”是假，“安内”是真。所谓“安内”，就是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破坏、镇压一切抗日爱国活动。他不但自己不抗日，还反对别人抗日。1932年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和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抗战，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无不遭到他的阻挠、破坏和镇压。1936年的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也是他下令逮捕的。蒋介石本想以此讨好日本，以求苟安，无奈日本侵略者却偏偏不领情，它的胃口越吊越大。它要占领的不仅是东北、华北，而是整个中国。不论蒋介石怎样忍辱退让，也满足不了它欲壑难填的野心。日本法西斯狂人因达不到其侵略要求而不满意他，一切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做汉奸的国人则因国破家亡更不满意他。不仅工农大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满意他，民族资产阶级、各界爱国同胞，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的爱国人士也不满意他。曾经追随他的张学良将军及杨虎城将军，在“围剿”西北红军的过程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严令他们继续“剿共”，他们不从，在苦谏无效后，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实行兵谏，把他拘留了起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参与，在他表示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事情才得以和平解决。随后爆发七七事变，实现了国共重新合作，终于出现了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同时，需要指出，蒋介石虽然接受了抗战，但其反人民的立场和本质并未变。尤其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他目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建立了广大抗日根据地，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就十分害怕，日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干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抗战胜利后，他依仗美国的支持，不顾人民渴望和平建设的愿望，悍然发动规模空前的内战，结果一败涂地，迅速垮台。
蒋介石还有一个致命伤，他不靠人民抗日，靠谁呢？他就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和西方列强的干涉上。九一八事变后，应他的请求，国联组成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前来调查，梦想以“公理”来收复失地。调查团辛辛苦苦调查了几个月，写了一个报告，对日本明火执仗的侵略竟只字未予谴责，提出了一个由国际共管中国东北的方案。日本当即宣布退出国联，那么多的列强对它无可奈何。当年担任国联秘书长的爱文诺对参加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人吴秀峰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首要的是在它自己起来抗战，然后才有希望得到他国的帮助。如果它自己不去抵抗，像你们国家一样，而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中国今后必须自己起来抵抗日本侵略，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希望中国朋友们及早体会这个真理。”看来，这位外国人比蒋介石高明得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要仰仗别人，怎么能不垮台呢？国发贴
(三)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日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新形势，共产党如何审时度势，调整政策和策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共赴国难，也是极为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后两年于1921年成立的。它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建党初期，它就明确将反帝反封建列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但如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和目标，它还缺乏经验，还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它多次发表宣言和声明，提出“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但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致使党内一些领导人对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缺乏认识，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维持其统治的“最危险的人”，应该以主要力量加以打击。他们拒绝同上层人士建立统一战线，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他们要求革命的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笔直又笔直。这样就把自己束缚在非常狭小的阵地上，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和损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所幸在1935年1月红军长征处于危境时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才使革命出现重大转折。1935年12月，当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党中央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后就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不久，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会议总结了长征前一段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严肃批评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次会议精神贯彻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1936年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1937年的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等等，无不验证着这次会议该是多么的重要和正确。
1936年春，伟大的鲁迅听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后，亲自拟稿，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深情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鲁迅和全国人民的厚望。他们凭藉长征后仅剩的几万红军主力和万余坚持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依靠人民，相继开辟、建立了19个解放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彪炳千秋的贡献，并为尔后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回顾14年抗战的全过程，这前6年与后8年确实是不能分割而又有着显著区别的整体。前6年日本的疯狂侵华，终于促使中国血战了10年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共产党重新合作，出现了后8年全民族轰轰烈烈、前仆后继、共赴国难、全面抗战的壮烈局面，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大幸。1960年，毛泽东同日本一个友好代表团谈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虽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激’日本‘皇军’。”遗憾的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所作的这个深含哲理性的总结，日本的右翼政客和军国主义分子直到现在也听不进去。他们顽固地坚持侵略立场，竭力篡改、美化侵略历史，妄图重温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很难设想，他们的倒行逆施难道还会有好于60年前的下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