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先生故世了。得知这个消息,我的脑海中立即涌现出70年前的一个情景:1935年12月,年轻的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林中迷路,跌入了当地人设下的捕兽陷阱,足部重伤。新婚爱妻王同惠赶紧出林呼救,不幸牺牲在急流的山涧中。这件事对一个年轻学者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并没有摧折费孝通对事业执著追求的雄心。他带着伤痛继续调查,终于写成了后来在国际社会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今天,在社会调查工作中一般是不会遇到像大瑶山林中那样的陷阱,但可能会遇到一些另样的陷阱。
一个是思想陷阱。任何一个调查者都是一个有独立主见的人。在调查过程中要完全避免主观上的自我介入是不可能的。但是,自我介入成分太强了,硬要把客观事物纳入到他的那个主观框框中去，这就会严重影响对事物认识的客观性。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在资产阶级派性和主观唯心主义支配下,对同一个人,主张打倒他的一派拿出来的调查材料证明他是叛徒，主张保他的一派则有调查材料证明他在狱中立场如何坚定。什么原因?盖源于头脑中的思想陷阱，对调查材料各取所需,各执一词。
另一个是社会陷阱。今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与参加两会的江西代表座谈时就讲了这样一件事:她去年到湖南考察血吸虫病情况，一群农民围在外面要找她反映情况，被当地的干部拦住。她当时非常生气,就说:“请干部出去,农民进来。"这才使吴仪听到了农民们向她哭着反映的当地血吸虫病的真实情况。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是克服官僚主义，直接了解第一性资料的有效措施。但是,领导干部下去调查,必然会有前呼后拥的一大批人跟随着，其中有些人构筑了一个只想让他看见和听见莺歌燕舞而把满目疮痍都用遮羞布阻挡起来的包围圈，形成了一个调查研究中的社会陷阱。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听到过不少高级干部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陷阱而上当受骗的故事了。吴仪同志冲破了这个包围圈，从而了解到湖南农村血吸虫病的真实情况。领导干部要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既难又不难。难在主观上的思想陷阱和客观上的社会陷阱。识别陷阱，提防和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固有成见，冲破下面某些人设置的包围圈,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