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广吉里254弄28支弄8号召开（会址已毁于战火）。作为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党的四大就革命理论、组织建设以及群众性政党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在党的理论探索史、革命奋斗史和自身建设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纪念党的四大召开百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尝试作一番回顾和探讨。

党的四大召开前的形势和会议召开情况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国民党内的右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组织群众？
　　中共四大正是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而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彭述之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各地代表分别报告了本地区情况。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党的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第一次明确了工农联盟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掀起革命高潮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尽管党自诞生以来对革命的认识不断提升，但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工农联盟等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深入。国共合作形成后，随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意识的增长，必然会引发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如何在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中保持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进而实现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中共四大解决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增加了紧迫性。
　　中共四大在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阐释与实现途径，集中体现在下列几点：第一，明确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中心和领导地位。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会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明确无产阶级应该参加革命并获得领导权，这是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的重要阐述和明确论断。第二，在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作了初步回答：工人阶级自身必须有稳固的组织和工作保障，并且不断参加革命活动；党必须尽可能地引导农民不断参与革命斗争，保障农民的核心利益；必须争取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中共四大就工农联盟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索。大会肯定农民是工人的同盟者，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工农联盟问题。《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阶级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问题特别重要。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大会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更需要工农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会议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无产阶级的亲密关系的认识，无疑比较以往更进一大步。
　　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与工农联盟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深化了党对自身和革命的认识，是党在革命理论探索上的重大突破和重要创新。

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
　　党的四大的召开，提升了党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强化了党对各阶层的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共四大会议相关议决案及其精神的指引下，迎来了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实践。这些革命实践使得革命渐成燎原之势，也深化了党对革命的认识。
　　从中共一大党纲指出采用阶级专政的手段，到中共二大的最高、最低纲领的制定，再到中共三大进一步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彰显了党在革命性质认识上的进步。尽管这些探讨和思考仍有局限性，但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理解，为中共四大深刻地分析和探讨中国革命浇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会议通过对中国革命特征、革命前途等方面在内的革命性质进行详细阐释和探讨，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乃至革命浪潮的兴起具有突破性作用。会议认为，当前各国革命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在十月革命发生后都是世界性的，这两种革命的汇合才能够推动世界革命前进。会议鲜明指出，中国的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特征的描述，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具有革命性、阶级性和世界性的重要特征。
　　在革命的内容上，会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的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会议指出：“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认识，为党在会后进一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渐趋深化。
　　会议还决定加强《向导》 《新青年》 《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工作，以及设立党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等，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

指导党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四大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完善党的组织结构，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也推动党从一个宣传性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中共四大立足革命形势的发展，就组织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举措。一是提出设立党支部，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了增强党的基础，便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共四大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小组”改为“支部”。在对支部建设进行总体阐释时，会议还就支部的设置标准与形式、设置原则、职能等重要方面予以阐述。二是强化中央机关建设，明确中央权威，增强党中央的领导能力。中共四大修改党章，改“委员长”为“总书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将“总书记”确立为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明确其职责。三是严肃组织纪律，加强党员教育。在波谲云诡的形势下，严明的组织纪律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会议指出：“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在四大会议精神的影响下，1926年8月4日，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旗帜鲜明的反腐败的制度性文件，也是首个对贪污腐败分子明确进行惩处的文件，对于加强党务工作，严明组织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四大对群众路线问题也作出了有益探索。群众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群众性大党极其重要，是把党逐步群众化的关键。中共四大所颁行的一系列议决案，是党对组织建设的深入探索，深刻阐发了党的群众路线。一是强化党对群众来源的认识，拓展党的群众空间。会议指出，要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弊病，才能将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二是有效搭建实践平台，为实行群众路线创造有利条件。随着国共合作的逐渐稳固，党借助国共合作所搭建的实践平台，积极投身群众工作，使得群众工作有所改观。四大会议召开后，以毛泽东、澎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先后主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综上所述，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会议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审定国共合作以来的政策和策略，表明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上有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随后出现的革命新高潮做了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虽然大会对于怎样取得领导权、怎样实现工农联盟的问题，尚没有具体、明确的主张，也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但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提升了党对革命的认识，开创了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路线探索的新阶段，对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工农联盟，从而夺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以及最终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等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佩军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原主任，徐雪琛系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韦博系西华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