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植夫与皖南事变

一

林植夫（1891—1965）原名林葆睽，号翁康，1891年9月15日生于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35年，林植夫参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香港成立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当时叶挺在同盟中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两人彼此互相器重，私人感情也很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决定全部入京（南京）共赴国难。林植夫从香港经广州、衡山，于9月12日到南京。鉴于国民政府已实行抗战，同盟目的已达，同盟最高干部会议遂决议解散同盟。不久，叶挺经国共两党批准出任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军长。受叶挺之邀，林植夫于1937年12月到武汉参加新四军，初任军部上校秘书，后出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代理部长。

二
　　在皖南事变中，1941年1月12日，当弹尽粮绝的新四军被国民党重兵围困于皖南泾县石井坑时，林植夫以新四军代表的名义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第108师扣押，后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以老同盟会员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协助集中营中共地下组织做联络难友工作，与国民党特务作斗争。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林植夫于1945年年底出狱返回福州。
　　1946年6月19日，林植夫写成《新四军皖南事变及其前后》长篇回忆录。原稿为其在广东的好友尹时中先生所保存，1968年尹将手稿献出，但缺了第二部分（皖南事变纪实及被国民党监禁经过）。  
　　1978年11月，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将尹时中先生献出的林植夫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抗战的三年间》，以《我在新四军的亲历和见闻》为题，发表在复刊的《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内。文中，林植夫从党外人士的视角，详细地回顾了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敌军工作、反“扫荡”反“磨擦”的做法和经历。由于作者的独特身份，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对在新四军任职3年的情况，林植夫在文中有如下的概括：“我致力国民革命垂四十年，自问只有这三年的工作最为称意，最有意义，因之这三年也是我一生最努力的三年，两鬓因此都弄白了。因此尽管因为党派磨擦的结果被捉关了五年，我丝毫也不后悔啊！我从过去经验，至少敢对人说：要升官发财不妨寻蒋介石，真要做事必须寻共产党啊！”
　　林植夫的回忆涵盖了整个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方方面面，是后人研究新四军历史的珍贵资料。此后几年间，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有关方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林植夫遗稿的第二部分《皖南事变纪实》，并于1984年4月在《广东文史资料》第41辑上以《我在新四军的亲历和见闻（下）》为题发表。
　　林植夫在文中详细回顾了他在皖南事变中的亲历亲闻。由于他亲身经历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在上饶集中营关押期间又与叶挺有过接触和交谈，因此他的《皖南事变纪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关于新四军北撤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路线问题上，林植夫认为：“当时围绕着如何走的问题曾开过最高军事会议。在会上，叶军长同项英有不同的意见。叶军长主张照制定路线走，项英则主张绕道走；叶主张依照命令分两部分走，项则主张全部集中走。项是害怕被人袭击，并怕兵力分散给人各个击破。叶是认定没有问题，如有问题发生，其曲不在我。叶军长并主张亲自先到五十二师，留候队伍都走过再走。但项英不赞成，而主张全部从茂林经榧岭出三溪，再从宁国走向苏南去。项是副军长兼政治委员，在共产党军队中，政治委员有决定权，因此，叶军长拗不过他，只好依他的主意干了。这种决定在出发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针对国民党宣称新四军南下是企图袭击友军，林植夫据实作了澄清：“但如果硬说新四军企图袭击友军，可是没有影子，即是项英也不过疑心过度，而想保全实力罢了。如果想袭击友军，第一行军要极端秘密，然而新四军在茂林停了两三天，而且大发通电，大散传单，行军虽在夜间，却都打着灯笼火把，这些都不是极秘密的作为；其次要轻装，但是我们则大行李、小行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一起，这哪里有力量袭击别人，不外准备挨打罢了。我还在担心，像这样如何能够安全地通过敌人的封锁呢？” 
　　林植夫任职的敌工部属军部政治部编制，他详细回忆了政治部的同事们在皖南事变中的一些情况。1月4日晚，政治部随军部秘书处后面从云岭出发，5日晨到达茂林休整。6日下午，军部在潘村召开会议，决定当夜继续行动。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政治部传达会议精神，林植夫对此有如下回忆：
　　“六日的夜晚，袁国平召集政治部各部处长报告，军部已定本晚十二时出发，分三路走，特务团右翼，一团左翼，三团前卫，五团后卫，行军序列仍旧。他一面说一面打开地图把路线指示给大家，地图上面有红笔画着三个尖，以指示行军的路线和方向。我也拿出地图照样画了三个尖（赵凌波供词中说新四军分三路袭击友军云云，所附之图便是同此图一样的）。袁国平并说，现在友军谣言我们要开过黄山，因此，军部方面于必要时拟调一个营向太平方面走，把他们吸引到那一方面去，我们好从他们屁股后面溜走。”
　　林植夫的回忆，对临危受命指挥若定的军长叶挺，中途离队又归队的项英、袁国平，刚接受过阑尾炎开刀的组织部长李子芳，大口吐血的宣教部长朱镜我，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火星，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教导总政治处主任余立金，以及国民党第三战区派驻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参谋陈淡如，他本人自告奋勇下山谈判被扣的经过，都有十分传神的细节描写。

三
　　林植夫被关押后，因其老同盟会员的特殊身份，于1942年8月“保外就医”，1945年年底被正式释放。1947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组织民盟福建支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8年，他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被迫避走香港。1949年1月，他由香港前往解放区，6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从北京返回福州，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林业厅厅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福建省民盟第一、二、三、四届主任委员。1965年10月28日，他在福州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