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参军 送信遇险

   
　　
　　 
　　我的母亲汤若瑜，1920年9月出生在江苏省灌南县汤沟镇一个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汤晓沧是晚清秀才，在汤沟地区是很有名望的绅士，喜欢书法、绘画。抗战爆发后，母亲上学的板浦地区被日机炸毁，学校只好长期放假。
　　母亲在家和汤化达（后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许云绵、汤明霞（我大舅的长女，我的表姐）等几个爱国青年经常谈论抗日的事。1938年前后，汤沟小学教师汤曙红（东海师范毕业生、革命烈士）成立了读书会。不到两个月，会员发展到近百人，母亲和汤明霞这姑侄俩都参加了。读书会里，汤曙红、汤化愚等人经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英雄人物和事迹，如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等。会员们听后，内心充满对日寇的仇恨！
　　1938年3月25日，“汤沟乡民众抗日自卫队”成立，我母亲和表姐又成为了第一批女队员。可当地有些封建“老顽固”却开骂了：“汤家的门风从未败坏过，直到出了这俩疯丫头！”
　　母亲和表姐听后气坏了，认为“爱国不犯法，抗日没有罪”，还跑到街上买了灰布，各做了一身灰布军装穿在身上，有意在汤沟街上走来走去，让那些“老顽固”也没办法。
　　1939年春节期间，我父亲张克辛受中共山东分局委派，与汤曙红等自卫队领导联系上，成立了“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汤曙红任团长，我父亲任副团长兼海属中心县委书记。汤沟抗日自卫队正式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此，三团驰骋敌后，浴血征战。皖南事变后，三团被编入新四军3师，为9旅26团；1941年的10月，又转编入新四军4师。
　　在三团成立大会那天，外祖母和大舅母听了本家族叔的挑唆，把我母亲和表姐关进后院柴房里。当时我母亲18岁，表姐16岁。她俩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参军。趁夜深人静时，俩人硬是把柴房小窗户上的几根木棍撅折，爬了出去。柴房外是野地，当夜又下着雨，她俩冒着雨、饿着肚子，连夜走了二三十里路，找到了三团住地。汤曙红看两人淋得像落汤鸡，十分感动，立即把我母亲和表姐介绍给团部几位领导。那是我母亲第一次见到我父亲。
　　经过团部几位领导决定，我母亲和表姐被一起分到三团宣传队任宣传员。宣传队女同志多，母亲又认识了很多姐妹，如冯树芬（开国中将苏静的夫人）、朱达贞（华东电业局长于康的夫人）等，后来都成了一生的好战友！
　　母亲正式参军后进步很快，1939年3月底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三团第一批女党员！母亲终于在党和革命先驱的引导下，成了抗日女战士。
　　1942年前后，我母亲在中共灌云县委任组织委员（后改任县委组织部长），负责下边各区委组织工作，发展新党员，以及一部分地下党的联络工作。
　　有一次，县委交给我母亲一项重要任务：把各区委发展新党员的名单及各区委与地下党联络人员名单交到中心县委去。这份名单有几十名党员、干部的姓名，如落在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接受任务后，母亲带着只有14岁的县委通讯员小方上路了。
　　到中心县委有三四十里路，包括一段水路，中间还要经过敌占区。母亲和小方来到一处渡船口，雇好了一条小船。船工正要撑船离岸时，河堤上突然冒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二狗子”（伪军）。母亲心猛地一紧：出现险情了！小方还是个孩子，万一敌人一吓唬，讲话不慎露出破绽就麻烦啦！
　　母亲趁敌人还没到身边，先嘱咐小方：“如伪军问起来，就说我俩是姐弟关系，其他什么也别多说。”
　　小方性格内向，原本话不多，听后点了点头。
　　“二狗子”走近后，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要检查，先指着母亲问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母亲是本地人，对当地风俗、地理、人情十分了解，说话乡音也重，就说是从家里出来，到灌云县“徐二大爹”（家乡方言，大爹就是大伯的意思）家走亲戚，并说自己是“徐二大爹外甥女”。这“徐二大爹”在灌云一带原是大土匪，日本人来后又投靠鬼子成了汉奸，手下有近千人的土匪武装。伪军小头目还有点不信，又问起徐的大老婆叫什么、有几个孩子等等。也巧了，母亲做组织工作，我党有一位女地下党员武一民（后任清江市人民医院院长）在打入徐部前，就是母亲代表组织找她谈的话。母亲生前讲，武一民在敌人内部很能干，和“徐二黑子”（老百姓给徐起的外号）大老婆结拜为干姐妹，为党送出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武一民在情报中，专门介绍过徐二黑子家庭情况，所以我母亲对徐家是了如指掌，对答如流。
　　这时，伪军中有个年龄较大、像是班长的人对小头目讲：“这姑娘答得挺对！既然是徐二大爹家的亲戚，就算了吧！徐二大爹咱们得罪不起！”小头目手一挥，说：“好吧!你们可以走了。”
　　虽然这次遇敌有惊无险，但母亲还是惊出一身冷汗！
后来，地下党同志汇报上来说，那位年龄大一些的“伪军”也是地下党员。母亲虽不认识他，但他可能有些认出我母亲了，所以在伪军小头目面前打掩护，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