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随着和（县）含（山）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军工生产也得到发展，对保障部队和地方的军需民用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是1943年春日军对巢（南）无（为）地区大“扫荡”时，随师部教导队边战斗边转移到含和支队的。6月，日军对和含再次大“扫荡”。反“扫荡”胜利后，经一段时间学习，我被分配到支队供给处被服厂担任厂长。
和含被服厂规模不大，除请来的裁缝师傅外，初期干部和职工也就十几人。工人多是当地人，还有六七个女同志，有的是从家里跑出来的“童养媳”，有的是地委和支队的干部家属。工人们进厂后即等于参加革命，都有军籍，享受供给制，是不穿军装的战士，还有极少的津贴费。请来的师傅是定期合同工，拿计件工资。
工厂的条件很差，厂房设在驼塘黄村一所破祠堂里，设备也很简陋，仅有两台圆梭、一台长梭的旧缝纫机，以及几台从南京、芜湖买来的手工织布机。缝纫工具一般都较轻便，适于肩挑、船装，以便随时转移。
被服厂生产的产品有棉衣、夏衣、雨衣、布袜、绑腿、被单、蚊帐、便衣（老百姓穿的衣服）等，每年的单、棉衣任务为1000多套。女工们主要负责打孔、锁扣眼、钉扣子、干杂活，以及必要的运输等任务。每年的生产任务完成后，裁剪师傅与缝衣工人都回家，到需要时再请来。随着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被服厂的任务也不断增加，生产方式也随之转变，由夏天做单衣改为做冬衣，请来的裁剪、缝衣工人也由定期合同工改为长年合同工，除春节回家过年外，长期在厂做工。
厂里生产所需的细布、蚊帐布、缝衣针、纽扣、染料等材料，均由军需通过当地“跑单帮”的商人到芜湖、南京、上海等敌占区采购而来，家织布、土纱、棉花、青麻、毛巾等物资，则多数是向当地商人或巢北的布商购得。如无特殊情况，被服厂不直接购买生产资料（原料）。
由于当时干部和工人都是自愿参加革命的，都有炽热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因此纪律性很强，自觉性和积极性都很高。为进一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被服厂实行了赏罚分明、超产有奖的制度。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任务紧迫时，夜里一起突击加班，在汽油灯下一直干到深夜。干部还经常与工人在一起做游戏（如画兰草），开展文娱活动。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促进了干部与工人、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团结。
关心和改善工人的生活，也是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有效方法之一。有时，我们带领工人到野外、山岗去打野兔野鸡等，改善伙食。有时，我们也到地主家的塘里搞鱼。厂党支书记焦恭贞知道后，就告诫我们说，这是违反纪律的，以后不能这样干。过年时，大家喜气洋洋，一起动手，弄了几个菜、一个汤，有说有笑，欢度春节。当时物质条件虽然相当困难，生活也十分艰苦，但干群之间互相关心、亲如一家。大家思想乐观、积极向上，工人在生产中都能吃大苦、耐大劳，每年都能按时或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即使在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也能千方百计保证部队服装装备、军需物资的及时供给。
此外，和含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不仅是被服厂能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工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当时，被服厂一旦接到日伪军企图“扫荡”我根据地的消息，就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除动员全厂力量外，还需要当地民伕的协助。只要我们一声呼唤，不论是白天、夜晚，民伕们召之即来，为工厂包装设备和物资，并迅速转移到可靠的群众家里藏起来。日伪军离开后，他们又把这些物资设备如数搬出，让我们马上恢复生产。
1945年7月，被服厂迁到了无为东乡汤沟，直到新四军北撤时才停止生产。这时，工人们根据情况，一部分回家，一部分随部队撤走，笨重的机器（如缝纫机等）埋在黑沙洲等地方。
1943年至1945年，两年多时间，和含支队供给处被服厂在斗争十分残酷、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积极生产，保证了支队各部队、各机关军需服装及装备的需要，改善了人民子弟兵的生活条件，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马红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