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到作者的四十年

40年前 《大江南北》 创刊的时候，我刚参与编辑 《新四军》 历史资料丛书，接着又主持撰写 《新四军战史》 。那些年 《大江南北》 的作者有许多新四军老同志，他们回忆亲身经历的文章，使我们对新四军有了更具体的了解，更亲切的感受，对我们的编撰工作很有帮助和启示。每一期 《大江南北》 我都认真阅读，有时还作摘记。所以，我首先是 《大江南北》 的忠实读者。

后来我想，我们对新四军历史的研究成果，应该通过报刊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开始写文章。 《大江南北》1990年第6期发表的 《外国记者笔下的皖南事变》 ，是我投寄 《大江南北》 的第一篇文章。再后来，完成了编撰新四军史的任务，我时间多了，写得就多了。大体盘点，我在 《大江南北》 先后发表了79篇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我主动写的，有些则是编辑部约稿催生。

《大江南北》 编辑部和作者的联系，是很热情很殷勤的。他们不仅有电话交谈，也有过登门造访，还有三次专程来南京召开作者座谈会，让新老作者畅谈写作的设想。 《大江南北》 编辑部对作者也很体谅。我的有些文章写得比较长，难得发现的史料往往不愿舍弃。编辑部宽容对待，分两期或者三期刊登。2008年我发表的 《新四军的前奏曲》 ，甚至是分四期登完的。

我尤其要感谢 《大江南北》 编辑部对作者的尊重。凡是对文章有修改或者删节，通常会打电话商量。这种商量，是对作者十分有益的帮助。

对作者的热情、宽容、尊重、帮助，是我写了文章首先想到投寄 《大江南北》 的重要原因。

《大江南北》 并非对我的文章一概刊用。我记得先后有7篇文章被退稿。退稿的原因，当然是我写得不够好或者不妥当。也有些文章是涉及新四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可能编辑部觉得没有把握或者怕惹是非。我举个例子。2001年是陈毅百年诞辰， 《大江南北》 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寻思写陈老总的文章已经很多，对他的军事指挥成就还没有专文，于是写了 《文武兼备的新四军统帅陈毅》 ，用四个方面的史实批评了“陈毅不会打仗”的说法。文章很快被退回。说“陈毅不会打仗”的不是普通人，编辑部有顾虑可以理解，但我认为过于谨慎了。对新四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大家以史实为依据展开探讨乃至争论，从而达成一致的认识，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途径。即使一时不能形成共识，将史料和不同意见公开发表，也有利于后人继续研究。 《大江南北》 应该为此提供适当的篇幅，成为这种探讨乃至争论的组织者。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过于谨慎已经改变。大家知道，在新四军的将领中，对项英的功过争论最为激烈，争论的时间也最长。我一直没有参与，因为我对争论双方的意见都不完全赞同，一旦发声可能两边挨骂。到了2021年，我已经写了42位新四军人物，再回避项英这位重要人物，显然说不过去，于是写了 《是非功过说项英》 。文章对多年来的一些说法或表示赞成，或直接了当不赞成，而且长达3万余字。我想这次又要让 《大江南北》 为难了。出乎我的意料，文章立即分三期发表，而且还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并没有两边挨骂。我很感激 《大江南北》 的敢于承担。

最后再重复一句，关于新四军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只需要 《大江南北》 提供适当的篇幅用于探讨。 《大江南北》 要面向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众多读者，介绍新四军的战斗历史还是应该以正面宣传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