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立风雪

2012年2月26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及浙东分会为我的母亲谢飞举办了一场简朴、温馨的“百年华诞庆贺会”。母亲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是原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30名长征女红军中目前惟一的健在者，也是原浙东新四军老战士，如今已步入百岁高龄。我把她在各个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简要作个介绍。

琼岛少年共产党人

母亲原名谢琼香，1913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的一个贫苦家庭。因生于农历壬子鼠年腊月二十八，故戏称自己是“老鼠尾巴”。她从小聪慧好学、意志坚定、勇敢强硬，而且胆识过人。放牛时敢站在牛背上和男孩子比谁的胆子大；打秋千要和男孩子比谁荡得高；与男孩子比赛爬树一定爬到最高的树枝上。母亲说：“男孩子敢做的事，我也敢做。我不能比你们差，不能比你们胆小。”母亲以少小年纪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儿时具备的那些优良素质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母亲13岁在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活动。由于表现突出，1927年2月在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她在身为中共党员的三哥谢冠洲引领下，在家乡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曾担任乡苏维埃政府委员、妇女协会主任、团支部书记。同年8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半，后担任文昌县所辖区党的区委委员兼妇委书记等职。

1928年至1931年底，母亲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香港、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她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掩护省委机关会议、保护负责同志安全。1929年，16岁的她只身一人远渡重洋到达新加坡，在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机关从事机要、保卫和秘密出版工作。当时正赶上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南洋临委会机关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所需经费仅靠党费勉强维持，有时候会因党费送不上来而断炊，大家都得勒紧裤带饿肚子。不久，母亲又被派到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机关秘书处工作。

在母亲离开的那几年，老家遭受当地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全家十余口人惨遭反动派杀害，房屋被三次放火焚毁。解放后，她的两位哥哥、一位嫂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一段惨烈的历史成为母亲永远抹不去的伤痛。有时会把我误认为她的三哥谢冠洲烈士，连声说“三哥回来了”。我理解母亲的思亲情结，只有认真、谨慎地扮演“三哥”的角色，努力延续着他们兄妹二人浓浓的亲情。

母亲于1932年初奉调回国，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从事机要文书工作。她深知机要工作的保密性与危险性，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把党的秘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遇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她就把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机要文件吞咽下去。因此，落下了胃病。母亲后来回忆说：“每天我总要预备一壶温开水，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把保密文件放到温开水里湿一湿，吞到肚子里。当时的文件都很简短，好吞。”

长征路上的女兵

1934年夏，母亲秘密进入红色苏维埃政权所在地江西瑞金，在邓发同志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从事机要工作。同年10月，母亲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李坚真等30余名女红军参加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母亲是负责民运和宣传工作的政治战士，既要为部队筹粮筹款，还要照顾编入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以及伤病员，多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人们熟悉的“带病爬过泸定桥”、“一筐梨的故事”、“牛粪堆里挖粮食”等，不过是众多真实事件中的几个片段。漫漫长征路上，中央红军长征女战士与全体红军将士一道，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艰难险阻，完成了转战陕北的壮举。

虽然长征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母亲对红军和长征的感情依然很深。

2006年10月，近94岁高龄的母亲又参加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与原中央红军30名长征女战士中当时尚健在的王泉媛、钟月林会面；与原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20名女红军一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纪念邮册发行仪式。此外，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了《长征女红军谢飞》一书。

新四军女“团长”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母亲与刘少奇同志在瓦窑堡结婚（编者注：谢飞1940年赴皖南执行任务，因皖南事变等原因，与刘少奇失去联系）。从1936年开始，她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先后在天津、北平、太原等地掩护、协助刘少奇同志开展秘密工作。

1937年底至1939年初，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且经过长征洗礼的母亲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中央领导同志论著、中外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之后至1945年，母亲先后在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在办刊办报、党训党建、武装斗争等方面颇有建树。其间，她分别担任过中原局组织科长、鄂豫皖区党委委员、舒无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兼庐江县委书记、路西特委宣传部长、江南区党委委员、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大众报》负责人、浙东区党委党训班主任、四明地委委员、三北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余上县委书记兼新四军余上特务营（独立营）政委、三北中心县委副书记等职。

在新四军余上特务营工作期间，母亲率领部队狠狠打击了日寇和伪军的嚣张气焰。据宁波余姚《红色十六户》一书介绍：“抗日指战员佩服她‘稳’而不轻举妄动；‘准’而不到弹击距离不任意投弹打枪；‘狠’在冲锋拼杀时竟首当其冲，指挥有力。”由于母亲智勇双全，被当地群众亲热地称为“谢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妇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后根据华东局非战斗人员北撤的决定，母亲任东北北撤人员管理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妥善安置了大批撤离的非战斗人员，包括一批我党高级干部、知名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新中国成立前夕，母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特别委员会委员、东北纺织工业部职工学校校长。稍后，调入北京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

红梅不屈服

1950年，母亲在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任副主任、主任，与吴玉章、成仿吾、李培之等校领导一道，积极创办新中国的新型大学。

母亲39岁时以顽强的精神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基础理论和宪法学研究生，主修法律理论、宪法、民法、刑法等课程。她的自述文章《理想之光》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报考了法律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当时，与其他同学相比，我的基础比较差，而年龄又大，困难很多，怎么办呢？靠信念，靠毅力，靠刻苦。”我依稀记得当时，母亲一边工作学习一边照料我，非常辛苦。那几年，她为了集中精力投入工作学习，只得把我送保育院上全托。

1957年2月，母亲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完成了从老革命到新专家的角色转换，成为老同志中的高学历者之一。她笃学不倦，刻苦研读马列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治学严谨，认真组织教学活动，亲自讲授法律法规，多次在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

由于过度劳累等原因，母亲患上了严重失眠病症。她除了求助医生、药物外，只有拼命地工作、读书。同时，几十年如一日重视锻炼身体，包括长距离快步走、骑自行车、打太极拳、游泳、舞剑等，以至外出挤公共汽车也作为锻炼。“我就不信斗不过你”（指病症）这句话经常挂在她嘴边。

十年浩劫，母亲惨遭迫害，被投入监狱关押5年多。她被捕后，家里即被查抄，我也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赶出北京去陕北志丹县插队。1973年5月、7月，我曾两次上书周恩来总理，请求他主持公道，还母亲以清白。

1973年7月28日，经党中央批准母亲被释放出狱返回家里。然而，“赔礼道歉”并没有落到实处，她在养病一段时间后下放公安部农场参加劳动，然后再靠边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以后，有关部门才算为她落实了政策，中间拖延了6年的时间。1979年12月，母亲复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1982年改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1984年被聘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

当时母亲已年届7旬，虽历经坎坷但诚心不改，面对长期不公正的对待，仍然能够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工作为重，辛勤耕耘在公安教育这块沃土上，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余热。母亲的宽容与大度令我十分敬佩。

从战争年代在家乡办平民学校开始，以后又在浙东根据地办党训班、在东北大后方办职工学校，母亲与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之初，她为我国年轻的教育事业开拓进取、努力拼搏，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其后，在政法公安教育战线上，她殚精竭虑、忍辱负重，为加强国家的政权建设与法制建设、培养公检法专门人才再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母亲为人低调、淡泊名利，生性不喜张扬，从不居功自傲。从1978年被选为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开始，她才相继担任或被聘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宪法研究会顾问等社会职务以及海南省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名誉职务。

母亲于2000年9月离职休养，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现在北京安享晚年。“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母亲85年革命生涯，无论斗争多么艰巨、路途多么坎坷，她从不低头、从不屈服、从不动摇，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永葆忠诚于党的政治本色，是无畏的战士与坚定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