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革命七十年，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打的仗不计其数，多次负伤。但由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我从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走了过来，成为一名战争幸存者。下面就是我在长征途中亲身经历的几个故事。
王集成教我长途行军
1930年6月，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那时年仅15岁，当了一名宣传员。我所在部队是红四军三纵队。红四军在闽赣湘广大地区威名远扬，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1930年夏，红四军在福建汀州梅林大操场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动员出征。部队在崇山峻岭中西行，一路经过古城、瑞金、壬田寨、大柏地、曲阳等地。我的任务就是在墙上写革命大标语，行军中超前赶后，在路边发传单，喊口号，敲锣打鼓，唱着山歌，以鼓舞战友，宣传群众。
我参军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长途行军。我是个新队员，个子矮，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第一天走了六十多里，脚底打起六个血泡，疼痛难忍，脚底火烧火燎。我犯起了愁，以后还要行军很多天，怎么行？我的组长王集成待我亲如兄弟，写标语时帮我扶梯子，行军时帮我提石灰桶，宿营时督促我热水洗足，教我挑血泡。这些方法果然有效，血泡一挑，第二天又能正常行军走路了。我一下子解除了顾虑，轻装前进。行军走路的困难就在五天之内，五天关一过，越走越轻松，后来练就了一双铁脚板，终身受益。
我和杨成武互治疥疮
1931年9月，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决定消灭残存在苏区的“白点”，即攻克反动势力占据的土围子、山寨，把敌人顽固盘踞的据点一个个扫平，使苏区连成一片。我们红四军十一师与十二师合编为十一师，王良为师长，张赤南为政委。我和杨成武是同乡，都编入第十一师，当时驻扎在江西省石城之坪山。那时缺医少药，条件很差。我和杨成武都生了黄水疮，久治不愈。全身特痒，越抓越痒，抓破了黄水漫流，沾在衣裤上。到了夜间痒得更甚，简直不能入睡，痛苦极了。我们曾采用多种方法，都未治愈。后来，我想起了一种土方法，用桐树根皮、硫磺和猪油混合治疗。在晴朗的一天，我和杨成武把东西找齐，将其捣烂，用布包着温热，各人提一桶热水，在一个无人的山沟里，先洗澡后擦药。我们互相擦药后，晒2个小时太阳，穿好衣裤回到部队。当时有些灼热感，到了晚上火辣辣地疼痛。第二天疮面有些干燥，不痒了。第三天开始结痂，第五天脱痂而愈，真是高兴。我和杨成武称此法叫“一扫光”，解除了我们痛苦，有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到革命战斗之中。
堂兄为我做棉衣抗严寒
1932年冬天特别寒冷，眼看严冬就要来到，可当时战事紧张、频繁，部队的冬装还无着落。堂兄黄荣忠是做手工缝纫出身的人，他决定自己动手解决我们的棉衣问题。他在市场上买来两件浅灰色的衣料和棉花，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做出两件很漂亮、很厚、很结实的棉衣。他对我说：“两件棉衣做好了，这个冬天不会挨冻了，你试试，看合不合身。”我看到做工精细的新棉衣十分高兴，一穿十分合身，我非常感激我的堂兄。那件棉衣体现了兄弟情、战友爱，我穿了好几年，十分暖和。部队发棉衣时，我们都没有去领，为部队节省了两件棉衣，受到首长表扬。
刘亚楼指示用担架抬我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作战略转移，这是挽救红军的需要，也是抗击日寇入侵的需要。我懂得转移的重大意义，但我当时患病发高烧到40℃，头昏眼花，体力不支，根本站不起来，更不用说行军走路。正当我发愁时，师政委刘亚楼来到我跟前，他指示卫生队政委王奇才派担架抬我行军长征。三天后，我稍有体力就主动下担架，坚持行军和参加战斗，突破了几道封锁线。刘亚楼政委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忙，还关心一个生病的普通战士，这种革命情谊多么可贵！当时如果不随部队行军，敌人到处搜捕红军战士，结果难以预料。我终生感谢刘亚楼政委，感谢王奇才政委，感谢担架员同志！
陈光带领我们冲出敌围
1935年1月19日，红二师由遵义城向川黔边前进，拟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实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可是川军刘湘的部队在江北沿东西线部署了大量兵力，破坏红军的渡江计划。2月3日，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率领师直、四团、六团到大坝宿营。未料到跟踪而来的川军一个师利用夜间占领了大坝周围的各个山头，把红二师团团包围，企图待天明对大坝我师实施攻击。拂晓，我警戒部队发现敌人的动态，红二师处于被敌包围的万分危急之中。陈光、刘亚楼、李棠萼等紧急商量后，采取对策：分三个梯队，四团为第一梯队，师直为第二梯队，六团为第三梯队，实行紧急军事突围，然后向盘山前进。为此，陈光师长亲自率四团，作突击先锋，集中全部轻重机枪、火器，向两侧敌人猛烈射击，压住敌人。突击连一波一波向敌人猛打猛冲，将敌人打败，撕开包围的口子，夺取了西北山头。缺口一打开，突围部队顺势如洪水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山头上的敌人，川军死尸成堆。红二师四团迅速占领山头，保证了二、三梯队突围，摆脱险境。
在突围中，我跟着陈光师长一起冲上突围阵地。按照陈师长讲的“突围冲锋要做到姿势低、动作快、信心大、勇气足，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场技巧，顺利地冲了出来，又过了一次生死关。
刘忠让我骑他的马过雪山
中央红军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之后，1935年6月8日，占领了天全芦山地区，并勇敢地爬越大雪山——夹金山，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完成开辟新局面的战略任务。
大雪山有4000多米高，上段终年积雪，大风呼啸，空气稀薄，气温极低。要过雪山真是困难大，危险多。当我爬到上段时，正在发高烧，咬紧牙关向上攀登。自己明白这是死亡之山，万万不能倒下。高山虽冷，但浑身出汗，体力消耗很大，我晕倒在路旁。刘忠政委一眼看到我，赶紧下马，说：“黄炜华起来，骑我的马前进！”他弯下腰来把我扶到马上，又扶了我一程。我得救了！刘忠政委是我的救命恩人，只有在革命队伍里才有这种恩情，才会有把方便让给战友，把危险和困难留给自己的高尚风格！
咬紧牙关过草地
1935年8月19日，红军从毛儿盖出发，为了筹粮过草地，上级要求每人必须准备10斤左右。当地百姓宁可自己尽量节约一点也要支援红军。有的百姓家里实在无粮可卖，只好把田里将熟未熟的青稞拿出一部分支援红军。红军指战员在向主人交款之后，下地收割青稞。我在家时曾参加收割早稻的劳动，有些经验。我先割下青稞，摊开油布，中间放一块大石头，把青稞攀打石头脱粒。这方法效率较高，不少战友仿效。但更多的战友是手摘或捋青稞粒，不仅效率低，而且两手捋得通红，疼痛难忍。一天来，我收有青稞三四十斤，自己留下十斤，其余的上交支援战友。在过草地时，一个福建籍红军炊事员老陈，才38岁。他身体本来很强壮，由于长途跋涉、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忙于为同志们做饭，休息很少，累得身体十分虚弱，一点点青稞拌野菜，都留给了战友。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他坐着睡觉，第二天身体僵硬了。一个红军炊事员与世长辞了。多么可惜，多么痛心呀！我们永远怀念他！革命的胜利是多少好同志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编者注：黄炜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担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