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区的反“清乡”斗争

　　70年前苏中区军民的反“清乡”是一曲民族斗争的壮歌，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
　　这场斗争始终以武装斗争为主体。粟裕同志提出：反“清乡”斗争的方针是“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要以“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对付敌人的“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它是抗日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
　　苏中抗日根据地与日伪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隔江相望，经过从1940年开始到1942年3年的开拓、建设和发展，苏中抗日民主政权昂然挺立于长江北岸、黄海之滨。江都、靖江、泰县、泰兴、南通、海门、启东、如西、如皋、宝应、高邮、兴化、东台、台北（今大丰）14个县，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这时整个苏中根据地总面积为23000平方公里，人口800万，已初具规模。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数年来，日伪调兵遣将，动用上万兵力，对苏中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清剿”；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也视我根据地为“隐患”，处心积虑搞反共磨擦。但苏中根据地依旧“我自岿然不动”，始终没有丢失过，始终红旗不倒，这在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间，可谓独树一帜。
　　在与日伪顽反复较量中，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蓬勃发展起来。减租减息、民主参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普及文化等等政策、措施深入人心；整个苏中有近万名共产党员，大多数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文（教）抗会、工抗会等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农抗会会员就有50多万，还有近30万不脱产的民兵、自卫队员遍布苏中乡村。虽然苏中的不少县城、主要集镇、交通干线仍为日伪重兵把守，但广大农村已成为我骁勇善战的游击健儿神奇出没、打击敌人的场所。
　　这种状况，为日伪所不能容忍。特别是欧战爆发后，极大地牵引了中国抗战的局势。一方面由于欧战的强烈刺激，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战争的狂热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尽快摆脱中日战争长期化的困境，企图乘德国在欧洲取得胜利之机，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以便抽身南进，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攻势战略。1941年1月，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首次提出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这一招，与“扫荡”、“清剿”有区别。“扫荡”、“清剿”是日伪对抗日军队、抗日根据地采取的军事行动，目标针对抗日部队。“清乡”则是日伪采用的一种综合性行动，时间较短，是分阶段一次次进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破坏我基层政权，建立伪政权，妄图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占领。
　　1942年12月初，汪伪“清乡委员会”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把“苏北南通附近”列为“清乡”扩大地区。日伪军在苏南继续“清乡”的同时，又把“清乡”的重点由苏南转向苏中抗日根据地。
　　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很快获得了有关情报，得知日伪调集15000人，在西自天生港沿运盐河（通扬运河）到丁堰，北从丁堰沿串场河经掘港再东达南坎，东抵黄海、南至长江的范围内，发动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政群众组织，摧毁我根据地，把我根据地彻底伪化、殖民地化为目的的“清乡”。
　　1943年1月28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分散作战，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的反“清乡”斗争总方针，指出：“我华中全党全军对今后华中敌后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斗争形势，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对敌寇的‘扫荡’、‘清乡’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联合进攻，必须有充分的准备。须以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去努力，才可避免重大损失和打击。”华中局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紧缩机关，精干上层，加强下层，使敌后党政军一切机构适应艰苦斗争形势。
　　粟裕、陈丕显、管文蔚等苏中区党政军领导得到华中局指示后，立即分头行动。由粟裕留在日伪“清乡”的重点地区——四分区组织反“清乡”斗争；陈丕显去一、三分区，管文蔚去第二分区，各自负责督促各分区加紧精简、落实“三冬”计划、巩固基层政权，为反“清乡”、反“扫荡”作准备。
　　首先，在党、政、军、民中普遍开展政治动员。区党委分析了当时的思想动态：风闻日伪即将进行大规模“清乡”，苏中军民思想波动较大。由于敌人在苏南搞“清乡”的残酷兽行骇人听闻，我军在苏南反“清乡”部分失利，难免引起大家的重重顾虑。不久，传闻第一期“清乡”限于通如海启地区，四分区有的地方显得十分紧张，其他几个分区则又产生了松懈麻痹情绪。
　　为此，区党委耐心向各分区同志分析形势，阐述我苏中军民能够坚持原地斗争并且必定会取得胜利的七个有利条件。
　　一是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二是苏中反“清乡”的准备工作充分；
　　三是苏中区党群工作的基础较好，群众的斗争经验也比较丰富；
　　四是苏中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我军反“清乡”。与苏南相比，苏中交通不便，敌人封锁、运输都有较多困难；
　　五是苏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较为成功，可以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起来反对敌人的“清乡”，这是进行民族斗争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之一；
　　六是敌人有在苏南“清乡”的经验，我们也有苏南反“清乡”的经验；
　　七是苏中地区敌军内部、敌伪之间以及伪军内部矛盾较深。如南浦旅团与小林师团有矛盾；伪军李长江、杨仲华与南浦日军有矛盾；同时南浦怕伪军李士群、张北生来苏北扩充地盘，不赞成李、张来苏北，相互勾心斗角，闹得不可开交。
　　其次，对党、政、军机构实行精简。苏中区的精简工作，从1942年下半年起就已着手进行，只是未能下大力气。这次情况紧急，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三大机关决心较大，带头精简机构，彻底抓好这件工作。
　　管文蔚对此回忆说：那时同志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只要党组织决定了的事情，从不讨价还价。各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均带头做榜样，陈丕显的爱人小谢、我爱人张云（现名朱竹雯，笔者注）、朱毅的爱人陶陶等，都分别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移去上海埋伏。粟裕的夫人楚青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转移。钟期光的爱人胡萍转到南通市埋伏。钟期光是好同志，党性强，明知南通熟人很多，危险性大，但他不提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后来他爱人被敌人发觉而被捕。
　　区党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做了带头示范，所以下面各部各地区的精简工作就能雷厉风行进行了。除少部分女同志及年老体弱不适应反“清乡”斗争环境的干部转移到外地埋伏外，精简下来的人员大部分充实连队，充实基层，还有少数人暂时回到地方当老百姓，等将来形势好转后再回来。讲清了形势，作出了决定，不到一个月就把问题处理妥了。
　　管文蔚对精简的人数也有一个详细的统计：苏中区党委、行署、一师兼军区三大机关，原有四五百工作人员，精简后只剩72人，行署减少了89人，军区减少了144人。一、二、三、四分区的地委、专署、分区机关，原有1000多人，精简后只剩300多人。14个县的县委、县政府、警卫团和独立团机关，原有1560人，每县平均98人，精简后县级机关平均只剩43人。全苏中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共精简了9200多人。
　　第三，在军事上作了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部署。四分区抽调一批政治上坚定、富有作战经验的人员组成“政治保卫队”，一、二、三分区成立精干的“短枪队”，潜入“清乡”区内坚持打游击；区乡以基干民兵为骨干，坚持原地斗争。大部分主力部队则部署在“清乡”区内坚持打游击。“短枪队”的活动使敌人心惊肉跳。因为当时四专署专门颁布的《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规定，汉奸、特务“国人皆曰可杀”，“短枪队”可以行使这种权力，区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也有执行权，造成日伪“清乡”人员极度的恐慌。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就是被我神出鬼没的南通短枪队，闯过三重步哨线，击毙在天生港旅馆内的。汉奸、特务一听到“短枪队”就吓得索索发抖。海门茅镇特工站的站长，一连三个月不敢出门一步。南通10多个伪区的乡长，龟缩在南通城里不敢下乡，惊呼“短枪队是神兵天将”。
　　群众性的游击战还生动地体现于反封锁斗争。1943年4月初，日伪采取由北向南、多路出动、合围一点、密集搜索的战术，向苏中根据地四分区——南通、海门、启东、如皋（今如东），实行大规模的“清剿”，先后发动了“第一期清乡”、“延期清乡”、“高度清乡”等“军事清乡”。为了切断我四分区与外界的联系，敌人从江南运来了500多万根毛竹，到处打竹篱笆。这种竹篱笆，一般高3米，沿河岸一侧筑起，由天生港至丁埝，向东经掘港、马塘到南坎，再由天生港沿江至启东海边，向北到吕四，绵长数百里。在竹篱笆沿线，每隔一里筑有碉堡，交叉路口设有大小检问所150多个，配备了所谓经过训练的400多名检问人员。来往行人必须从检问所经过，出示“良民证”，严格遵守进出时间。敌人还把竹篱笆两侧的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全都砍光，造成一目了然的开阔地带，如有人在空隙间穿越，一经发现即遭枪击。许多无辜群众就是这样被敌人杀害在竹篱笆边的。5月初，四分区地委号召各地方武装、短枪队、区队和民兵、群众迅速行动起来，破坏和毁烧竹篱笆，打破敌人的封锁。于是，180里长的竹篱笆被拆除了，150万根毛竹被毁烧了。区党委趁热打铁，在7月1日组织四、三两个分区军民联合行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烧毁竹篱笆的斗争。日伪军惨淡经营了3个月的竹篱笆，一夜之间就化成了灰烬。这场斗争，大大地鼓舞了坚决反“清乡”斗争的苏中军民。为了推广他们反“清乡”斗争的经验，苏中区党委还专门组织了反“清乡”报告团，奔赴各分区巡回讲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第四，派遣“汤团”打入敌人内部。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和对敌斗争策略的需要，华中局决定派遣少量的部队乘苏北新旧伪军闹矛盾，新派伪军头目张北生大量扩充自己势力的机会，潜入敌人内部，以配合我军坚持公开斗争。区党委几经谋划，决定由汤景延率领的通海自卫团（简称汤团）打入伪军内部。选派汤景延率领部队担负这一特殊的任务，主要考虑到他是中共特别党员，抗战初期参加过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与汪伪上层人物有“旧交”便于打入敌人内部。行动前，陈丕显与粟裕他们多次找汤景延、顾复生（政委）、梁皓群（党总支书记）等谈话，给他们明确交代任务：打入后，要查明敌人的“清乡”计划，做好情报工作，便于我军主力行动，控制南通到海门的沿江地区，取得同江南新四军的联系，掩护我方人员往来，搞好军火物资运输，做好争取和瓦解伪军的工作。还特别提醒他们，部队打入敌人内部后，要防止被敌人分化改编，要始终掌握住部队，要胆大心细、勇敢机智，出污泥而不染。此外，区委还作了一些人员调整，加强政治工作。全团有38位共产党员，设有基层党支部和党小组，并在党内规定了严密的单线联系方法。
　　1943年9月下旬，鉴于粉碎敌人“第一期清乡”已胜利在握，也考虑到“汤团”行动的目的已达到，区党委遂决定让“汤团”从伪军中拉回来。29日晚间，汤景延指挥分驻刘桥、石港、季家灶、骑岸、金沙、余西、余东、三余长达100多里沿线的部队同时行动，举行“起义”，回到苏中根据地。“汤团”返回后即编为联抗二团，继续战斗在抗日的疆场。
　　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自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历经1年零7个月，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艰苦卓绝而英勇悲壮的一页。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场面最为典型，据粟裕回忆：从1943年4月1日开始，经过了6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3个月的反“延期清乡”，又经过反“高度清乡”，仅4月至12月的9个月中，第四分区党政军民共作战2100余次，毙伤敌伪军、镇压“清乡”人员2400余名，并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伪人员向我自首投诚。我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群众死难上万人；县、区、乡干部牺牲104人；部队指战员伤亡近1000人，许多军民受到日寇灭绝人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等，但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气节。一些开明地主、爱国士绅也不顾身家性命，英勇地投入斗争，有些献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2月，敌人在我顽强斗争下累遭惨重失败，兵力更加不足，士气更加低落，不得不把以武装镇压、破坏、残杀为主的“高度清乡”，改为以政治伪化为主。我们终于度过了最严重困难的局面，坚持了第四分区原有阵地，并且还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