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民主协商实践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把过去的民主协商上升到“协商民主制度”。这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内涵，使之具有崭新的内容，相应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也显得更为有效，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的民主。
　　我们的民主协商由来已久，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各个根据地为了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民主政权，已经广泛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它与票决制结合，日臻完善。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成立最早的县级政权。1938年5月18日萧城沦陷，6月中旬，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区工委书记李忠道（又名李砥平）在李九店召开区工委扩大会议，也是工委委员与萧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会议形成3项决议：一是把联庄会联合起来，攻打县城刚成立的维持会；二是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三是动员原县政府秘书彭笑千出任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关于县长人选问题，李忠道在《我的往事片断》一书中写道：我和孙叔平（曾任中共徐州特委书记）、纵翰民（曾任中共宿迁中心县委书记）、张舒民（曾任中共萧县县委委员）都不是不能当县长，而是我们都领导过农民暴动，有的坐过牢，有的被通缉过，虽然现在国共合作了，有些人对我们的看法仍有偏见。倒是原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彭笑千出任比较合适。彭于1938年8月上旬正式履职。
　　1938年10月，中共萧县中心县委成立。为了进一步完善政权机构，在中心县委领导下，通过党内外人士充分协商，于11月在三区大演武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县行政委员会，彭笑千选为主任，并当选县长。
　　这一公推公选县长的程序，采取协商选拔与票决选举相结合的方法，是一个比较科学和完整的民主程序，能够有效地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这是第一步，谓之“纳才”。为了把民主协商贯穿在执政全过程，还必须注重“纳言”。一些“人才”走上领导岗位容易发号施令，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这样不能集思广益形成正确的决策。如果说“纳才”是体制的改进，那么“纳言”则是机制的改进。彭笑千当县长后，鼓励大家开动脑筋想点子，促进人人畅所欲言，营造一个民主协商的气氛。他与县政委员会中的“三杰”的结合，是大家公认的高明的决策者与出色的智囊人物的结合，已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三杰”是孙叔平、纵翰民、张舒民，他们都是有较高学养的知识分子。彭笑千鼓励大家勤于思考、勇于思考，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华，以便广纳众言，择善而从，让协商在决策之前、决策之中，因此许多为政为民的高招都出在其中。
　　当时的县政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县民运科长，以后成为全国著名哲学家的孙叔平，在1981年写的《萧县党组织建立、发展、破坏、恢复、再发展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活动概况》一文中称：“县政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1938年11月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出13名县政委员，其中有共产党4人，国民党3人，进步民主人士6人（包括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孙叔平、张舒民），虽然中央这时还未提出“三三制”，但已是按“三三制”办事了。为了维护县政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性，中心县委决定，书记戴蕴山、组织部长李忠道虽是县政委员会委员，均不担任县政府的实职工作，遇有重大问题，中心县委先研究方案，提出建议，由县政委员会集体讨论，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决定问题，交由县政府执行。抗日民主政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抗战、民主一肩挑，以民主促抗战，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阵营，受到民众的拥护和欢迎。在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存在的7年中，有6年是进步民主人士当县长。在县政委员当中，虽然共产党员只占4人，但都是入党较早的党员，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他们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在群众中享有威望，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领导能力，能够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为了广泛推行民主协商，开辟三个渠道加强民主建设，这就是县政委员会工作纲领中提到的：人民团体代表的参政，建立民意机关和乡村行政人员的民选。实行这些办法，不是单纯的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的问题，而是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农民起来抗战。
　　建立人民救亡团体，并让其代表参政议政，这就必须先培训骨干。早在1939年2月，即在四区崔口、张寿楼等地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50人左右，时间7至15天，共培训负责组建群团的干部500多人，分到各区、乡开展工作。先从村建起，半数村建成后，再建乡救亡团体，半数乡建成后，再建区救亡团体，到了夏秋，各区基本建立，便分别召开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领导机构。
　　当时，全县人口59万人，有将近一半人口参加人民救亡团体，成为自觉的、有组织的农民，当家作主意识明显增强。他们主动地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提出了捐税合理，乡政公平，参加乡政人员选举等要求。农民这些要求被作为权利写进了《萧县农民救国会工作纲领》中，《纲领》中有“争取民主”一节，实际上是农民参政议政的具体内容，共5条，分别是：1、实行农民抗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保证抗日农民租佃权。2、积极参加、推举农民代表参加县区乡政委员会，促成委员的民选。3、协助县区政府改进乡政，整顿保甲，促成保甲长乡长由人民普选。4、传达政令，报告民情，帮助政府兴利除弊，继续改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5、检举贪污，清除腐化，反对专制，帮助政府整饬纲纪。农民有了这些权利，也就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纲领》中的“参加抗战”一节则写入了对农民的具体要求，也是5条：1、克服农民苟安妥协的心理，发动农民参加本会及其他民众团体，坚决拥护政府抗战。2、克服农民自私心理，实行烧茶、带路、打扫房屋、供给用品，实际帮助部队，建立密切军民关系。3、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供给鞋袜、给养和经费，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侦察队、慰劳队、洗缝队、看护队，帮助抗战部队。4、动员农民和枪支加入自卫队、游击队和正规军，扩大抗日武装。5、发动农民实行地方戒严和坚壁清野，困饿敌人，肃清汉奸和敌探。
　　关于建立民意机关，1940年2月，根据上级部署，将县政委员会改为县参议会。县参议会是民意机构，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对政事进行协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当时把积极抗战的开明士绅张静波选为参议长，把另一个士绅孟晴辉选为副参议长。为了增强其权威性，把原萧铜工委书记、刚从确山竹沟学习回来的路继先选为第二副参议长。1940年3月18日，在王柳元村召开第一次参议会，选举了县长和县政府秘书。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关于“乡村行政人员民选”问题，在“纲领”中“争取民主”一节有“促成保甲长、乡长由人民普选”，这里的普选，就是直接选举。考虑到大多数选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有不少人还不识字，实行票选有困难，就采取豆选，即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粗瓷海碗，选民给中意的候选人投黄豆，最后根据碗里的豆数确定人选。这种生动的群众民主，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普选乡、区、县人民代表。豆选不仅保障了人民普选的权利，也体现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