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周总理的接见

　　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在笔者的记忆中，有许多事情值得留恋和回味。周总理在动乱岁月的一次接见，就是这许多值得留恋和回味的事情之一，使我终身难忘。
　　那是1970年11月18日晚8时许，我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万经常同志的电话，让我当晚10时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说有首长要向我了解情况。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全国一片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中央指示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后来“三支两军”人员改称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海军有4000多人在北京担负中央10个部委和10所高等院校以及北京市有关区、局的“支左”任务。“支左”就是支持“革命左派”。在外语学院“支左”的海军同志由于对“革命左派”理解的片面性，错误地支持了一派群众组织，造成不良影响。上级决定海军“支左”人员全部撤回，大家感到很委屈。我是海军“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之一，比较了解情况，还曾到湖北沙洋外语学院“五七干校”调查。现在有首长要向我了解情况，我估计是了解外语学院运动的情况。可会是哪位首长呢？我在心里猜测着。9时50分，我来到了指定地点，找了靠边的椅子坐下。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走过来对我说：“徐平同志，请你坐到前边来，总理有事找你。”我顿时兴奋起来，原来是周总理接见我们！我注意观察到会的10多位同志，有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李震，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马文波和王海容，还有外语学院章含之以及军宣队负责人等。后来听说，是外语学院的部分群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学院运动情况和对军宣队的意见，毛主席批示请周总理过问一下。
　　大约10时15分，总理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他谦和地对大家说：“那边有个会刚开完，对不起大家了，让你们久等了！”那时总理日夜工作，会议一个接一个，当晚10至12时，就是找我们了解外语学院有关情况的。总理先向外语学院的同志提了一些问题，然后问我：“你是徐平同志吗？是哪里人啊？今年多大岁数了？”我站起来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听我说是江苏阜宁人（我老家在阜宁县，后划归新设的滨海县，故我说的是老县名），笑着说：“那我们是老乡啊！”我紧张的心情立即轻松了。接着总理又问我：“听说你到湖北沙洋去了，外院干校的运动情况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总理关心地叫我坐下来谈，我说：“报告总理，外院的运动是外交部领导的，我们海军只管军宣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宣队人员的派遣、调整等事宜。”总理会意地“嗯 ”了一声，又问道：“海军军宣队还有多少人哪？”我回答：“还有37个人。”总理说：“不是53个人吗？怎么成了37个人呢？”我立即向总理汇报：“外院海军军宣队原来是53个人，最近有16个人轮换回去了，所以只剩下37个人了。”总理又关切地问：“军宣队同志情况怎么样？”我知道中央机关各部委的军代表都是由中央任命的，是总理亲自抓的，总理知道外院军宣队的情况心里会不好受，但我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军宣队的同志都感到很不安，没有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工作没做好，感到对不起总理。”总理听了我的回答，立即心情沉重地问道：“军宣队的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现在都在海军北京招待所，有少数同志明早就走，多数人后天回青岛。”看得出总理心情愈加沉重，对我说：“徐平同志，我委托你代表我向军宣队的同志们问好！告诉他们不要灰溜溜地，他们在外语学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嘛 ，起码秩序不那么乱了，对稳定学校工作、生活秩序是有作用的。‘三支两军’大家都没搞过，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认识到了就行，改了就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别处还是可以做好工作的嘛！我来不及看他们了，请你代我谢谢他们！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转告给他们！”我顿觉一股暖流在全身流淌，感到总理对我们军队特别关心爱护，对我们“支左”人员特别理解。
　　总理和我们交谈完毕，已是夜间12点多了，总理留我们吃夜餐，而他自己没有吃，在会议厅的会议桌上批阅文件，继续为国家大事操劳。
　　吃完夜餐，人们都走了，总理仍在那里批阅文件，我走过去说：“总理，有一件事还得请示您。”总理和蔼地说：“好，说吧！”我说：“最高法院现在有海军两个军代表，只能留一个，您看留谁好？”总理沉思了一下：“把×××留下吧。”总理知人善任，对干部情况了解得具体准确，使我十分钦佩。
　　第二天早晨，我立即赶到火车站和招待所，向军宣队同志传达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大家委屈的心得到了温暖，都非常激动，有的人甚至热泪盈眶。总理这次会见，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距今已有4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亲切话语我仍记忆犹新。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他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他平易近人、体谅干部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作者系原海军政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