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秘书记春秋

　　我们家的四代党员中，出了三代秘书。虽然所处历史阶段、服务对象、岗位称谓不同，工作内容实质就是“秘书”。我将各自的经历记述出来，未尝不是我党九十多年历史大潮中的几朵浪花。
　　大革命时期的交通头
　　我姥爷童世光是湖北汉川县大地主家的儿子，他曾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昌中学读书，和该校第一届毕业生陈潭秋是校友。1922年，他进入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1926年，我姥爷在武昌给陈潭秋、董必武当秘书。不过那时不叫秘书，在党内开会作记录时叫书记（员），在外秘密传递党的指示时叫交通头。姥爷这个交通头手上有9个交通员，都是单线联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间短暂，风云突变，大革命失败。1927年，在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后，姥爷离开武昌到孝感农村组织秋收暴动，结束了交通头（秘书）的任务。虽然姥爷当交通头只有一年，但是留给他领导的印象却很深刻。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和董必武夫人、陈潭秋夫人素有来往，每逢见面都特别亲热。
　　197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爸爸带我去看望国家代主席董必武老人。董老看我穿一身绿军装很高兴，让我坐在他身边问长问短，最后慢慢对我说：“革命五十年不容易啊，你要好好学习你姥爷革命的坚定性。不论形势好坏，不管组织信任不信任，他都坚定不移跟党走，努力完成各项任务。正像毛主席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每当想起董老的谆谆教导，我总会深思：一个人一时要求入党容易，跟党走一辈子不容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更不容易。陈潭秋、董老、姥爷那一代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历经坎坷，不惧威逼利诱，无怨无悔跟党走，他们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光荣称号。
　　新四军五师的随从参谋
　　我爸爸肖健章，湖北安陆偏僻农村贫苦人家的孩子。爸爸的爷爷肖应楠是一位私塾先生，安陆县早期共产党员，打土豪分田地的农会主席。1939年，爸爸和邻村50多个青年一起到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前身）参军打鬼子。1940年10月，在一次押运钱款药品的途中，突发武装叛逃事件。爸爸年小胆大，带领一排人及时遏制了哗变，完成了押运任务，安全回到连队。时任纵队司令员的李先念到部队了解叛逃事件，和相关人员谈话询问情况，要求部队领导“把小肖作个典型来培养”。 爸爸第一次见到和自己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的司令员，倍感亲切。1941年6月，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调爸爸到五师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去学习。爸爸离开心爱的战斗部队到师部机关工作。爸爸文化低，对参谋工作不熟悉，不习惯机关工作。李师长让他放下包袱，鼓励说：“你聪明肯学，多接受大家帮助，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参谋的。”刘少卿参谋长号召大家：“会打仗的向懂参谋业务的学习，会参谋业务的向打过仗的学习。”爸爸在老参谋的耐心帮助下很快掌握了业务技术，认真负责地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不久，爸爸到了李师长身边当随从参谋（实际上就是秘书），李师长外出指挥打仗，总带爸爸去；各路指挥员也愿意要爸爸向李师长反映意见解决问题。爸爸说，在首长身边，多做工作，尽量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不传牢骚怪话，增进上下团结。1947年6月，爸爸响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离开了无比敬仰的李师长，下部队打仗去了。至此，爸爸已给李伯伯当了五年的秘书。
　　李先念伯伯生前多次跟我谈起爸爸，总是深情地说：“小肖（指爸爸）胆大心细做事认真，再复杂再艰巨的任务交给他就放心。”“突围途中，我病得厉害，你爸爸那么年轻，很勇敢，又会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又会关心人。救过我的命，忠诚啰……”爸爸也常说，他的师长最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牺牲自我，堪称全党楷模。我感到他俩之间经战火历练、生死相交的情谊，不存丝毫庸俗虚伪。
　　科学院的秘书
　　1975年，我从部队退役到正在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工作。1979年，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正式成立，所长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所研究员吴文教授。组织找我谈话，要我给吴文教授当秘书，尤其是要协助他做好外事工作。我自知能力不够，只好硬着头皮干。吴文所长是1955年回国的留美博士，著名动力学家。他从北京调来时，广州能源所刚从广东省地热研究室升格为中国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底子薄，力量弱，基础差。吴所长到任后，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使能源所各项工作走上轨道。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我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之中，很快成为我国这方面知名的专家，而且迅速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他告诫我外事无小事，要认真做好国际交流。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海外来信和国际合作项目。那时没有英文电动打字机，每封信字迹的均匀度全靠打字人控制。最初有一次，我加班加点打出的英文信件，吴所长看后不让发出，让我重打。他说发出的信件字迹要像印刷体，一字深一字浅怎么能代表中国科学院的水平。我接受批评，小心翼翼重新打过，直到他满意才发出去。不久，他用自己的讲学外汇给所里买了第一台英文电动打字机，我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吴所长的行文简单明了，对我上报的中英文材料总是逐字逐行认真修改。在吴所长的严格要求下，我每年上报的中方项目均得到联合国批准获得资助；我陆续写出的我所17个科研项目的中英文简介，引起国际关注……
　　吴文所长作风正派，正直清廉，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公派出国讲学，从香港到广州的飞机票是应该报销的，但因是他香港的弟弟买的，他坚决不让报销。出国回来，他一定按期在一个星期内清理好一切回归手续，上交护照和剩余外汇。后来，他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当院长，还是常常叫我去协助他做一些国际交流的工作。我在他身边做外事秘书六年受益匪浅。
　　我曾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吴文老先生平时不多讲话，行文也很简约，却觉言简意赅很有内容。几十年来，在科学救国的人生路上，脚踏实地默默耕耘。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他是那样的简朴、平凡，毫无时下一些所谓名人的狂傲之气……他见过辉煌，也拥有过辉煌，但绝非是名利中人。从他身上我悟出：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超然物外，也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才能在朴素中显露出才华来。”建国初期他抛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吴文老先生那批留美博士所树立的爱国的科学家的光辉形象，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我家三代人的秘书经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时代洪流的微缩景观。爸爸生前，我很自豪地对他说，我们是秘书世家，姥爷给共产党的文官当秘书，爸爸给共产党的武将当秘书，我给共产党的科学家当秘书，而且时间最长。爸爸说，当秘书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任劳任怨，守口如瓶，牺牲小我，照顾大局；一定要选善良正派的人，营私舞弊、投机取巧的势利小人是当不好秘书的。很庆幸的是，我家三代“秘书”各自服务的领导都是我党的杰出党员，他们以身作则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