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爸爸的几件感人小事

　　 今年3月是爸爸徐达（原名徐明君）诞辰97周年和去世40周年的日子。他老人家1916年出生，1927年12岁就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5月加入共青团，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体现出一个老红军的精神风貌。
　　时间过得真快，我也从老爸去世时十几岁的小青年，变成了半老头子。前些天我又和爸爸在梦里相见，我开车送爸爸去新闸路的老乡家玩，一路有说有笑，梦里爸爸还带我和三姐去旅游……梦醒后，勾起我对爸爸的深切思念，想起与爸爸相处的那些日子。
　　红旗
　　2012年10月，我和家人第一次回到故乡——陕西省绥德县徐家坪村。乡亲们热情地接待我们，还向我们讲述爸爸当年的战斗故事。
　　那是1935年，刘志丹率领红26军主力，在清涧县参加陕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在一次战斗中，爸爸所在连队向敌人发起进攻，连指导员高举红旗向敌人冲去，不幸被敌人的枪弹击中倒下，时任排长的爸爸就在指导员身边，他迅速上前接过红旗，继续高举红旗带领战士冲向敌人。爸爸曾对我们说过，在革命军队中，红旗是灵魂、是胜利的象征，人可以倒下但红旗是不能倒的。
　　多年前我曾问起过杨宣武伯伯，为什么解放军将领中陕西人比较少，杨伯伯说陕北红军的指挥员在战斗中，往往都是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所以牺牲的比较多。如谢子长、刘志丹等陕北红军的创始人，都是在战斗的最前沿中弹牺牲的。
　　学习
　　爸爸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6年6月，我们的游击战争告了一个段落，组织送我到中央去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当时住在陕北的保安县，就是现在的志丹县）。当时我还是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两箩筐。读的是抗大一期，第一堂课是徐特立同志上的。”爸爸参加学习非常激动。他写道：“我爸爸叫我长大要念书，可是我6岁时爸爸就去世了。在旧社会里，哪有穷孩子念书的机会。后来在前方打游击无法学文化。但是从现在起是党叫我念书了，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对党的感激。”
　　1958年，组织上又送爸爸去学习文化。爸爸在那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校党委交给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求我们在一年时间完成初中三年的课程。我没想到过上初中高中，生身父母也做不到的事，党给我办到了。我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放松，才能完成学习任务，才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由于爸爸刻苦努力，他的政治、文化课都取得良好的成绩。特别是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的评语是“文章情感真挚，文理通顺，只是有些错别字要改正”。
　　房子
　　上世纪50年代，爸爸调到上海工作，当时我们家里10来口人，组织上分配给爸爸住房，是淮海中路的一处花园洋房，两层小楼四个大房间，设施非常好。爸爸去看了后说“住在这里容易脱离群众”，就把那处房间分给几家职工住，我们就住到延安中路铁道部职工宿舍去了。那里是一间48平方米的大屋，爸爸用木板和玻璃窗隔成三间。爸爸妈妈住里屋，四个姐妹住中间屋子，我和奶奶、弟弟住在外屋。爸爸给奶奶买了一张沙发床，而我和弟弟睡在用几只大木箱拼起来的床上。爸爸还把我们家十几平方米的卫生间拆了给困难职工做房间。我们只能上十几家合用的厕所。
　　我哥哥当兵回来要结婚了，组织上考虑到我家人口多、房子少，给我家增配一间房间，在淮海中路，有17平方米，而且煤卫独用的。但爸爸说我哥哥年纪轻，还要到艰苦的地方锻炼，把淮海中路上的房子让给职工住，而让哥哥住进老西门的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没有窗户，进门还要低头。
　　正因为爸爸心系群众，处处以身作则，所以在单位里威望很高，广受拥戴。
　　猪肉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我家有姐妹兄弟7个，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吃不饱。为了节约粮食，爸爸特地买了一杆秤，每天吃多少粮食都是由大姐用秤来计量。
　　有一天，爸爸的单位杀了猪，每个职工都有一份猪肉，我们住的铁路宿舍，晚上下班时邻居家的大人们带着肉回家，烧肉给自己家的孩子吃，楼道里香味四溢。我姐姐也焦急地在楼梯上等爸爸带肉回来，一直等到很晚，只见爸爸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姐姐急忙问爸爸：“肉呢？”爸爸反问：“什么肉？”姐姐都急哭了，说：“你们单位发的肉呀，家家都有的。”不料爸爸对姐姐说：“单位还有比咱家更困难的职工需要帮助，爸爸把肉送到他家去了。爸爸以后再给你们买肉吃吧。”
　　姐弟们的失望可想而知，甚至有些怨恨爸爸：他怎么不爱自家的孩子，却想着别人。等到长大懂事，我们才慢慢明白，这是老爸更博大更崇高的爱。
　　排队
　　有一次，弟弟到爸爸单位去，吃饭时跟着爸爸到了食堂。卖饭菜的窗口分干部窗口和职工窗口。职工窗口人多，排着很长的队伍。爸爸带着弟弟也排在职工队伍里，弟弟知道爸爸是个“官”，就问爸爸：“我们为啥不在干部窗口买饭菜呀？”爸爸笑着对弟弟说：“因为你不是干部呀，所以我们就该排在这里呀。”
　　这时，排在后面的一个叔叔对弟弟说：“不是因为你来了才排在这里，你爸爸每天都是和我们职工排在一起买饭吃的。”爸爸买了四个菜，弟弟心里很高兴，想今天可以多吃几个菜了。没想到爸爸却把两个菜送给同桌的职工吃了。
　　汽车
　　爸爸在铁道部上海物资处工作多年，后调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因病未到任）。组织上给爸爸配有专车，驾驶员陈叔叔每天接送爸爸上下班。有个星期天，大姐、二姐很想到外滩玩。在院子看到陈叔叔没啥事，就请他开车带她们去外滩玩。陈叔叔就开车送她们去了。事后爸爸知道了，就批评姐姐说：“汽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车，家里人怎么可以享用呢？再说陈叔叔工作了一星期很辛苦，星期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你们怎么能叫他开车出去呢？”经过这番教育，姐姐们再也没有搞过“特殊化”。
　　不仅如此，妈妈在铁路局机关上班，和爸爸是同路的，但妈妈一次也没有搭过顺风车，每天都是挤公交车上下班。与此相反，邻居家同事若是上班来不及，爸爸就会主动叫他们上车一起走。
　　家教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老爸对我们子女品德方面的言传身教。爸爸还经常以自己从小读不起书以致没文化的例子，来教育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学习条件，用心读书，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他曾要求大姐每周教会我们弟妹一首唐诗。可惜我们在上学的年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能好好读书，他也很无奈。
　　1972年，抗战时期爸爸的警卫员（已是部队里师级干部）到上海出差，来我家看望爸爸。他看到我们这么多孩子待在家里，提出带我们去当兵，姐弟们都很高兴，要知道，这在当时是最令人羡慕的事情。但是，爸爸没有同意，他说：“现在是和平年代，你们年纪轻轻，先要学好文化，有了文化长大后才能有出息。”所以，除了哥哥早已当兵，我们姐弟几个都放弃了参军。
　　“文革”后，我们姐妹兄弟经过努力，有4人获得大学或大专文凭，3人获得高中或中专文凭，都在各自岗位努力工作，有的还小有成就，在九泉下的爸爸一定会高兴的。
　　前几天，为写这篇文章，我家在上海的姐弟几个聚在一起回忆老爸的往事，也说起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腐败现象，两者的对比太鲜明了。在我们心中，那些形形色色的贪官太渺小了，而像爸爸这样真正的共产党人则是高山大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