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怎么召开的

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文艺，呈现两个特点，出现一个问题。第一个特点是，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初来延安时那种狂热性没有了，开始面对现实，有些脚踏实地了。第二个特点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延安文艺，正在慢慢地生长，还没有出现定型的局面。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作家不满延安现实，思想上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作怪。作家队伍内部不团结现象、山头现象出来了，创作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出来了，政治上片面性观点出来了。这些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还有一定的发展。

1942年2月15日，延安美协主办讽刺画展，内容为对延安新社会中所残存的某些弱点给以严正指出。作者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人。画展第三天，毛泽东、王稼祥前往参观。毛泽东对华君武三人予以赞扬，慰勉鼓励。画展完后，毛泽东邀请华君武三人到枣园交换意见。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1939年所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被啃光的，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回答，可以画，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有一天，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没有拖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华君武三人对毛泽东的意见心悦诚服。对于“讽刺画展”盛况，延安《解放日报》作了专门报道。这次画展，在延安是空前的。

1942年3月7日，《解放日报》社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约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泄出来，篇名为《三八节有感》，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3月13日，延安马列学院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后又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这样一来，呼声就更大了。丁玲和王实味的文章，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对延安的几种主要社会现象“人类之爱”呀，等级制度啊，工作作风啊进行了抨击，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没有分清延安的主流是什么，支流是什么，而且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影响面很大。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1942年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信中指出：“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真有政治意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痛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或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4月10日，“轻骑队”代表童大林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朱德、肖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肖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指出：“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延安壁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作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并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1942年春天，肖军收到一些不相识的人的来信，信中大多谈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觉倦怠了。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4月初写信给毛泽东，如实地反映了文艺方面的诸问题。4月9日，毛泽东给欧阳山复了信。信中写道：“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4月11日，欧阳山、草明两人面见毛泽东，深谈半日，就延安的现状和改进问题彼此坦诚地交换了意见。4月13日，毛泽东第二次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欧阳山、草明二同志：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为解决延安文艺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4月中旬邀请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换意见。毛泽东对这些主张歌颂光明而受到些委屈的作家，给以开导，说：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如果有不符合他们的地方，这些人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的，还是杜甫呢？”毛泽东回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姚时晓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战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4月6日）发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最后大家与毛泽东商议，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利于事业。毛泽东同意了大家的看法。

4月15日和4月17日，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就文艺问题以书信形式交换意见。同一时期，毛泽东写信给艾青，信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面见毛泽东后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吧。”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随后，毛泽东又写信给艾青，亦请代为收集反面意见。艾青经过思考后，把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字送给毛泽东，即《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读后，复信给艾青：“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来到毛泽东住处后，毛泽东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文章第一页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同志传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毛泽东与艾青就几个文艺问题，当下又进行了一些商讨。

4月27日，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的名单，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发出一百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引言”。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前往参加并认真听取了会上的发言。柯仲平讲民众剧团演出情况，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群众很喜欢《小放牛》这样的剧。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刚从晋西北回来，参加了座谈会。他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去上前方吧，我举双手欢迎！”会上也有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空洞地说教，有人宣传“人性论”，有人表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人对整顿三风提出异议。第二次会议，讨论是空前热烈的。

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在会上讲作家立志于世界之林是好事，但要和工农兵接近，不要看不起工农兵，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这已经比爬雪山、过草地时好多了。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自己的，重庆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指出：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上就叫“结论”。毛泽东针对座谈会讨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几年来的情况和近来的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结论”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

（本文选摘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在延安》一书，该书由张希贤、王宪明、张伟良、张勇、扬虎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