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三公山：皖中抗战的不屈记忆

抗日战争期间，皖中三公山因横亘枞阳（桐东）、庐江、无为三县交界处，居长江北岸，既处在日军溯江深入中国腹地的要冲，又是新四军联系皖中、皖赣、皖鄂等根据地的战略纽带（向西可抵新四军5师驻地，向南能达赣东北游击区，向东则是无为地区的西南方向屏障）。这里圩区与山地交织的地形，为游击作战提供了天然依托，也成为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土顽势力与新四军四方角力的 “生死场”。80多年前，当地军民同心抗敌，谱写出了一曲抵御外侮的壮歌。

三公山游击根据地：战略要冲的红色堡垒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愈演愈烈。为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巩固皖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以第3支队5团3营为骨干，整合收编的川军残部及桐庐无县委领导的桐东游击大队，于当年6月正式组建“新四军3支队挺进团”。这支武装力量虽仅200余人，但肩负开辟敌后游击区、牵制敌人兵力的重任，毅然挺进桐（东）庐（江）无（为）三公山地区。

挺进团到三公山地区后，凭借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先攻克了三公山外围的老牛埠、孙家畈等日伪据点，扫清了根据地建设的障碍；又迅速恢复和建立桐东青山头、施湾、龙王嘴，以及昆山、汪田、牛埠、洪巷等乡民主政权，建立起桐东第一届民主区政权。随后，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减租减息政策得到推行，军民鱼水情深，呈现出蓬勃的抗日景象。

民主政权的壮大与抗日力量的崛起，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桂系的国民党军第84军173师调集3个团，联合安徽省保安6团、9团及三县常备队，妄图“围剿”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强敌，挺进团以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应对：敌若集中兵力“清剿”，便迂回至敌后，袭扰敌补给线；遇敌薄弱据点，则果断突袭、迅速解决之。一次次粉碎顽固派的“围剿”，不仅让挺进团在战火中不断壮大，也让三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支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危急时刻，三公山根据地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毛泽东在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无为、桐城根据地虽只一、二县，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这一指示照亮了皖江抗战的前路，坚定了根据地军民守护红色土地、坚持抗日斗争的决心与信念。三公山成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整旗鼓、继续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陈瑶湖之战：血与火交织的突围悲歌

皖南事变后，200余名突围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历经艰险，辗转抵达三公山水圩地区（今陈瑶湖一带）。他们的到来，本是为休整集结、重整力量，却被日军认为“新四军主力北渡”。随即，日军对三公山根据地的一场大规模“扫荡”，在陈瑶湖地区开始。

1941年2月中旬，日军第116师团调集3000余日伪军，兵分两路合围陈瑶湖：以2000余人经苎镇口直扑青山头制高点，控制陆路；另以1000余人乘汽艇直指龙王嘴，封锁水路。同时，南岸梁山矶的日军向湖区发起炮击，平静的水乡瞬间被硝烟与炮火吞噬。

彼时，驻陈瑶湖的新四军仅有挺进团二大队（三大队尚在外线转战）与桐东游击独立大队共200余人 ，与敌兵力对比极为悬殊。2月14日傍晚，挺进团团长林维先与桐庐无县委书记鲁生紧急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如下：抽一个排前往横山、苎镇口警戒，监视日军动向；派遣5连驻守龙王嘴，抵御水路来敌；6连负责护送突围干部向安全区域转移；区委书记王光钧率一个排负责王家排（那里设有新四军简易兵工厂，是根据地武器补给的重要据点）防御；剩余兵力则掩护区委机关人员与周边群众疏散。

15日晨3时，枪声渐起，战斗打响。拂晓时分，苎镇口警戒排与日伪军先头部队遭遇。战士们依托简陋的土木工事沉着应战，三次打退日伪的冲锋，仍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多名战士牺牲。上午 8 时起，4架日机飞来，轮番对水圩、龙王嘴轰炸至下午4时，造成10余个小岛、20余座村庄化为焦土，原本肥沃的农田被弹坑布满。

地面上，日伪展开拉网式搜查，所到之处纵火焚房、扫射民众；水面上，敌汽艇穿梭往来，不断向芦苇丛甚至稻草垛炮击。汪家嘴战场上，负责护送干部的6连被日军围住。战士们果断分兵，火力组正面阻击，掩护组护送干部突围。很多火力组的战士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抱着靠近的敌人跳到湖里，用生命为突围人员创造条件。最终，仅少数人趁夜色成功突围。守龙王嘴的5连遇敌水陆夹击，连长壮烈牺牲后，副连长接过指挥权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全连伤亡过半，才被迫撤入芦苇丛。

王家排因有我兵工厂，成为日伪重点攻击目标。王光钧率30余名战士，凭借土炮、铁钉炸药包顽强抵抗。工厂土墙被轰塌后，他们就退守厂房。子弹打光后，他们就用石块、木棍与敌近距离搏斗。最终，除王光钧等五六人趁夜色撤离外，大部分战士牺牲。

傍晚时分，二大队大队长方瑛、县委书记鲁生等40余人因未能及时撤离，被围困在芦苇荡内，就利用水圩地形与敌战斗。日伪久攻不下，就调来重炮轰击。这40余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

随后，丧心病狂的日伪在陈瑶湖地区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抓捕群众集中扫射，强行烧死老人、妇孺。据记载，此次日伪“扫荡”陈瑶湖，杀害无辜群众近700人，烧毁房屋200余间。血与火的摧残，未磨灭当地群众的抗日意志，许多幸存者自发加入游击队伍，用实际行动告慰逝者、反抗
侵略。

然而此时，国民党顽军也同步“围剿”三公山地区的我军民。为避敌锋芒，林维先奉命率挺进团主力向大别山转移，留下约100人枪，由县委民运部长、桐东区委书记兼3连指导员王光钧和3连副连长谢慰众带领，继续在三公山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同时，组建中的新四军第7师先后派熊梦辉、黄彬率部向桐东进发，在压缩土顽势力、扩大游击区、发展武装力量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随后，因章淦等土顽势力在桂系国民党顽军的支持下对我疯狂进袭，为保存有生力量，黄彬率部撤回无（为）巢（县）中心区休整。

王光钧领导的留守武装辗转至无为五区后，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支持下主动出击，先后攻克洪巷、湖陇乡公所，袭击牛埠顽军，缴获数十把枪支并成功扩军。这支历经战火淬炼的队伍最终被编入新四军55团2营5连，成为后续保卫三公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延续着三公山的抗日火种。

三公山血战：55团的铁血坚守与战略转移

为贯彻中央军委“控制三公山”的指示精神，1941年5月30日至6月2日，新四军7师刚成立不久，中共无为地委组织部长兼桐庐潜怀中心县委书记林立、县委委员王光钧，即在五区洪巷戴氏宗祠主持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会上，林立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明确提出“控制三公山”的战略目标，要求各区迅速组建游击队、收缴顽伪枪支，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7月初，新四军7师55团千余人奉命进军三公山，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土顽据点发起凌厉攻势，打得土顽章淦大队仓皇逃窜。庐江双庙一战，我军共歼敌300余，击毙双手沾满我军民鲜血的章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短短两个月，55团已全面控制三公山周边地区，重建了民主政权。

55团的迅速壮大与根据地的恢复，让国民党顽固派坐立难安。1942年1月，国民党肃反专员李国强在桐东吴桥秘密策划“围剿”我军行动，企图一举歼灭 55 团，摧毁三公山根据地。地下党情报员、时年仅16岁的国民党勤务兵章春生获此重要情报后，通过其父章开如（已与我党建立秘密联系），连夜将情报送到55团团部，为我军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55团紧急召开作战会议，就作战方案展开激烈讨论。团长谢忠良主张凭借地势，“集中兵力打一场伏击战”。政委黄火星则认为敌众我寡，且敌装备优于我，应撤离三公山，转移至外线牵制敌军。最终，谢忠良的意见被采纳。这导致部队错失最佳转移时机，陷入被动。

这时，国民党军调集两万多兵力（含176 师、保安团及三县常备队），分三线对三公山形成合围：北线从庐江砖桥向我推进，西南线从桐东对我压缩，东线从无为对我封堵。55 团（兵力约1350人）与敌人兵力对比约为1:15，劣势极大，面临一场恶战。

2月11日晨，凛冽寒风中，惨烈的“三公山血战”打响。北线阵地上，55团1营战士依托山地工事，先后5次打退了国民党军176 师的进攻。西南线战场上，55团2营在施湾石桥与敌保安4团展开肉搏。有的战士手臂被砍断，仍拼死抱住敌人滚下石桥。清澈的河水被鲜血染红。

13日，顽军凭兵力优势突破我外围防线，将55团分割包围。形势愈发危急！团部决定分路突围：1 营、3 营趁夜色，分别从无为、砖桥东南方向突围转移；团部与警卫连坚守主峰阵地，牵制顽军主力，为突围部队争取时间。主峰阵地上，战士们与顽军展开拉锯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刺刀，直至15日弹尽粮绝，才分路撤往尚礼岗。

此时，2营被敌军死死压制在施湾山沟，陷入绝境。营长深知多坚持一分钟，团部和兄弟部队就多一分突围的希望，率领战士们向敌军一次次发起反冲锋。一位年仅 23 岁、姓名已无从考证的年轻连长，身中数弹仍高喊“跟我冲”，最终倒下。最终，2 营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用生命为团部和兄弟部队的突围争取了宝贵时间。

55团突围后，三公山落入顽军之手，根据地群众遭到疯狂报复，县委机关被迫转移至无为南乡，但新四军革命的火种始终未熄。1942年9月，7师派遣58团参谋长李德安率一支部队重返三公山。当年底，三公山游击根据地逐步恢复。红色旗帜再次在三公山巅飘扬，直至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