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范征夫，曾任上海市人委（即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政协秘书长，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父亲当年走上革命道路，与抗日战争息息相关。
抗战爆发，在家乡参加陈文部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时年17岁的父亲和一些年轻朋友都十分想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在父亲的家乡扬州北乡，有一支独特的武装——江都抗日义勇团，团长叫陈文。父亲等年轻人瞒着家里，偷偷参加了这支部队。
陈文部队最多时有3000多人，里面既有红军、也有很多原军阀部队的人员。正是在那里，父亲听说了红军、延安、共产党，就暗下决心，要去延安报考抗日军政大学。
结识杜夫，赴苏南参加新四军
1938年底，父亲到了上海，想寻找可靠关系去延安，但没有找到。迫于生计，父亲只能先考进上海康元制罐厂谋生，当了一名职员。在工厂里，父亲和印刷部工人屠廷干（后改名杜夫）一见如故，一起去中华职业学校学习文化、办墙报、参加歌咏班和话剧组等，还一起学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通过这些学习，父亲想要革命的愿望更加坚定。
1940年秋，父亲和杜夫、沈刻丁等先后赴苏南参加了新四军。参军后，父亲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创办《太湖报》的筹备工作。《太湖报》是太滆中心县委的机关报，由田树凡、朱赤和父亲三人筹备。为了躲避敌人搜查，《太湖报》编辑部设在农户家里，有时也转移至船上。这份钢板刻字的油印小报，对于在苏南宣传全国抗日形势和传递上级指示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苏南抗战，艰苦的反“清乡”斗争
当时的苏南地区，除了覆盖现在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还包括现在上海的青浦、嘉定、松江等区，以及安徽的当涂、宣城、郎溪、广德等县。其中，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后又成为汪伪政权的首都，而共产党在苏南势力很小。
1941年起，日本为了应对太平洋战争，从中国战区抽调了很多兵力。在苏南，日军为了守住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线，就在南京至上海的铁路沿线，筑了将近1000里的竹篱笆。在竹篱笆内的区域，日军对中国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即只要查出有一人帮助共产党，十户人家全要受牵连。这种“清乡”政策，造成新四军处境非常艰难，只能把主力部队撤出“清乡区”，而留下精干的武工队在“清乡区”内坚持，目的是让老百姓保持信心，知道共产党没有离开他们。父亲和他的战友坚持反“清乡”不动摇。为不牵连老百姓，他们经常夜宿坟地、芦苇荡、破庙。老百姓则想方设法暗中给他们送食物。
父亲在苏南的五年里坚持抗战，曾在延陵区、太平区、安兴区、强埠区，担任过区长、区委书记或区大队长等职务。上任过程是上级领导先写一张纸条，内容为任命某人担任某某区的区长，再简单交代一下当地情况，最后盖个私章，被任命人就带着纸条去上任了。被任命人到了地方，先找到乡长，要乡长解决食宿问题，再派一个人、背一支旧枪，首先找到地主家，向地主讲革命道理，叫地主知道共产党是抗日打鬼子的，并要地主把他看家护院的枪交岀来；等有了几支枪之后，再开始招人。父亲就这样在地方上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河口等处设立了收税站。慢慢的，他们枪多了，人多了，税收也多了。等队伍扩大到四五百人时，父亲就把这些人交给主力部队，留下少数人，带去别的地方再重新开始招兵买马。
苏南地区长期属于游击区，共产党的机构和组织没有固定场所，也不挂牌，要经常流动，甚至一晚转移两三个地方也是常事。直到1944年以后，才在少数地方有了比较固定的办公场所，也可以对外挂牌了。
花墙门战斗，闻名大江南北
1943年底，父亲被调到高淳县安兴区担任区长。当地群众为了自保，自发成立了一个叫“大刀会”的组织，父亲就经常到大刀会的香堂“串门”，宣传新四军的方针、政策。接触多了，大刀会的会员渐渐打消了对共产党、新四军的疑虑，没过多久，安兴区许多村的大刀会会员，都被争取过来参加了新四军。
花墙门村是安兴区的一个大村，有600多户人家，离伪军的下坝据点只有4里。该村周边的大刀会会员比较多，父亲便动员、帮助他们建立了秘密游击小组，并且很信任他们，发放枪支弹药给他们。
1944年9月6日黄昏，下坝据点一批伪军到花墙门村催粮逼款拉壮丁。花墙门村的大刀会会员和群众对他们早已忍无可忍，便在伪军到石龙口村村民家中抢劫财物时，将伪军团团围住，最终抓住4人、缴获2支枪。
当日深夜，下坝伪据点的日伪军出动60余人，到花墙门村报复性“扫荡”，烧毁房屋130多间。村民被敌人的暴行激怒了，在安兴区（今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新四军大队的助战下，阻击来犯之敌，将敌击溃。翌日晨，东坝、定埠据点的日伪军百余人，分东、西两路来犯。花墙门村村民、村游击小组队员、区大队武装并肩战斗，打击来犯日伪军。溧阳县总队也派兵增援。我军民三面夹攻，予敌重创，一路追击敌人至下坝据点，烧毁敌碉堡两座。
花墙门战斗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军民团结抗战的巨大威力，成为当时苏南军民群策群力抗敌的典范。中共苏南三地委暨溧高县委在安兴区西舍村，为参战有功人员召开表彰大会。延安《解放日报》、中共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中共苏中区委《苏中报》等，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花墙门战斗，让此战一时闻名大江南北。
东坝战役后，得知日本投降！
1944年底，父亲被调到强埠区工作。此时，苏南地区的形势已有很大变化，小的游击区越来越多，我地方部队、主力部队也都越来越多，可以发动较大规模的歼敌战了。发生在1945年8月上旬的东坝战役，就是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发起的一场著名战役。
东坝战役由8月7-9日前后的5场战斗组成，我军共攻克敌据点19处，摧毁敌碉堡50余座，消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使方圆100多里的乡镇（原先因“清乡”被隔离）连成一片。
这些战斗结束后，父亲等地方干部应邀到苏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吴咏湘处谈今后行动计划，突然机要员前来报告，说收到消息，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日本伤亡惨重。深夜11点，机要员手拿电报大喊：“好消息！好消息！日本政府发出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正式签订降书。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