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云岭

【编者按】 丁公量（1921—2017），1938年1月随上海煤业救护队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皖南事变，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81师政委。转地方工作后，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第八、第九届名誉会长）。本文原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新四军与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本刊发表时作了删节。

17岁新党员勇挑重担

193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上海煤业救护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叶进明找我去接受任务。他说：“军政治部袁国平主任要我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但要严格保密。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来东南局商谈工作后，现要回上海。他是从苏南敌后过来的，再走原路回去不安全。军部决定经国民党管辖区秘密出口去上海，由你一人负责护送。宁波港口已停止与上海通航，只有温州一个出口点了。到了温州怎样去上海，办法由你去想。这也是党对你这个新党员的考验和锻炼。到了上海以后，由上海党负责同志直接交待你任务。具体任务我也不知道。”

对于入党只有几个月的我，虽然困难不少，但觉得能得到党的信任，很兴奋。我说：“请放心，我一定设法完成任务，但到了上海以后，万一失掉联系怎么办？”叶进明把地下党员王仲良在上海秘密住址和接头暗语告诉了我。

在太平兵站的一间房子里，我见到了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林枫。林枫个子矮小，苏南口音，穿中式长衫，很像一个生意人，见到我就很亲切地谈起来。那时我虽然只有17岁，但却一本正经地说：“温州虽与上海通航，但乘客是否能出口还不清楚，需要到了温州再见机而行。据我以前了解的情况，上海与温州往返的轮船上的船员中，我们舟山同乡不少，可以想想办法。”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一早陪同林枫去温州。

经温州到上海

第二天一早，我改穿了便衣，和林枫一起搭乘煤业救护队的大卡车到温州，找了旅馆住下。温州与上海只有货船来往，而不准乘客出境。港口、海关我均无熟人，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军警检查很严。唯一的办法只有到轮船码头去找关系，看有无熟人，或有无“抓黄鱼”的（意即花钱买通船员偷渡出境）。

我去码头上等。到了第三天，有条舟山货轮从上海来温州，我立即迎了上去。有几个船员从船上下来，我就上前搭讪。其中有一个似乎面熟的船员，我向他打了招呼：“老阿哥！侬是舟山来的吧？好像我们见过的，我也是舟山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看我穿的是学生装，也随口说：“是啊！怪面熟的，侬舟山啥地方？”我就把舟山的地址告诉他。舟山定海是个小城市，几个舟山船员谈起来都可攀上点亲戚关系。我就说我和一位亲族要去上海找亲戚，打算回上海念书和做生意，请他们帮个忙。他们满口答应说：“小事，好办！晚上你来这里，我们陪侬上船。”

晚上，我们整理了行装在码头边等他们。我先送上10元钱说：“麻烦你们了！这点小意思请大家买几包香烟抽，船钱饭钱以后再算。”他们很殷勤说：“老同乡这么客气，好说，好说。”我们就这样上了船。那时坐二等船舱大约3元钱就够了，我们先给了10元是很大方的。

上船后他们拿来两套船员服装叫我们换上，还给了两枚船员徽章。林枫说：“这几位船员今后还会有用处，多给他们些船费饭钱，大方些再给他们20元。”我又送去20元。船离开温州要经过国民党军警海关检查，到上海吴淞口时又要经过日本鬼子检查，但都在船员们掩护下，顺利过关。

下船前，林枫轻轻告诉我：“两天后的上午9时，到永安公司服装柜台前碰面。”我们在十六铺上岸后就分道了。

两天后，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到永安公司服装柜台处。林枫那天改穿淡灰色的派力司西装，我穿一件衬衫。我们在永安公司里面边走边轻轻地交谈。林枫说：“我们已与皖南军部谈好，决定由上海动员七八百人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公开名义是输送上海难民去皖南开荒。难民中有干部有党员，以难民收容所的人员为主。因此，由上海难民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动员。由上海各界慈善救济联合会出面，公开租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输送难民去温州，这件事已由焦明和朱启銮同志去办。从温州到皖南军部的沿途住宿，以及与当地国民党政府接洽等事，都由你负责联系办理。你可用红十字会的公开身份。内部带队和党组织由难委的汤镛同志负责。你看你要带多少钱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非常简要明确地把任务交代了。

初生牛犊不畏虎。我带着天真朴素的想法：在党组织面前不应该叫困难，也不应该要钱。因此，自信地对林枫说：“好的，我一定做好！钱我去想办法，不要组织上花钱了。不过从温州到皖南岩寺要经过10个县城，有600多公里都是蒋管区，途中有无什么协助和联系？”

“没有其他给你帮助的关系了，但浙江省委那里我们会去电报告知，你到温州后可直接找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联系请示。”他停了一下又说，“后天下午2时，你到先施公司文具柜那里与汤镛同志联系，他手上拿一张卷起来的报纸，身穿网球衫上衣、黄卡其短裤，戴深度近视眼镜。胸前别有一枚徽章。你仍穿今天的服装，胸前就别红十字会证章。见到时你说‘汤先生，你好！’你们二人先认识认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你们先商量一下。你至少要先走一星期，先到温州布置好，以便迎接他们。”

第三天下午2时，按规定地点我与汤镛接上了关系。他说：“轮船已没有问题，出境手续也好办的，由赵朴初先生代表慈联会出面交涉。但这次去的人多，有700多人，涉及到十几个难民收容所，那里的党员和群众都抢着要去，动员只能是个别进行。因此，解释动员保密问题和组织准备要花些时间，大概要到7月上中旬。”

隔了一天，在一家小酒店里，林枫告诉我：“上海去温州轮船的时间已正式定在7月中旬×日，你先去温州等他们。这次去的人员除了难委动员的难民群众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同去的还有丝绸厂和印刷厂的工人骨干，由沪东工委书记周林同志负责带队。”他接着说：“这一批走了以后，约隔十天半个月还将有第二批约100余人去皖南，主要是大陆商场、三友实业社等商业系统的职工，由卓证为支部书记负责带队。他们到温州后，仍由你与他们联系解决沿途的住宿交通。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你回到皖南军部后，要向军部和东南局汇报上海局讨论的一些决定和意见。这里有一本密写的本本，内容都在这上面，你带去交给袁国平同志。如途中遇有特殊紧急情况，你要把这本子毁掉。”他边说边把本子交给我。我翻了一下是本没有字迹的空白练习簿。

接着，他又慢吞吞地喝着酒一条一条地对我讲，讲一条还要我重复一遍。他讲了有20多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上海局与东南局的工作地区的划分，上海局的意见：以南京为界，南京以东由上海局负责，南京以西由东南局负责。再是要求军部派些军事干部给上海局，以便开展上海以西、南京以东地区的武装抗日斗争。还谈了今后上海与军部的交通联络，要开辟以敌后苏南为主的交通线。我们喝酒时间很长了，约摸有两个小时。最后，他嘱咐我：“到皖南后要发个电报来。”

输送大批难民参加新四军

告别后的两天，我就回了温州。在旅馆安顿好后，我就到温州县政府去拜见县长。门房见我是个小青年，穿的又是件背带式的蓝布工人服，根本不予理睬。我苦想了半天，有了。我到印刷所里印了100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片。过了两天，我穿上一套西装，胸前别着红十字会的证章，又到县政府。我在名片后面写上：“上海慈善机关和红十字会即将有大批难民输送来瓯，急须解决食宿，须与县长面商。”交传达员传递进去，不多时说是县长接见。我走了进去，把来意向县长详细说了。这位国民党县长年约50岁，戴一副眼镜，瘦长的脸上显得有些狡猾。他一看我是个小青年，态度马上就傲慢起来：“难民的住宿都是你们红十字会的事，本县不予过问。”

“县长先生，你不能这么说，现在有七八百名难民要在贵县过境，人数不算少。既经贵县，食宿大事不能不管。我们红十字会交通股只负责交通等运送，过境食宿规定由当地负责。难民的事情搞得好，很好办，搞不好，也易闹事，若激起众怒，传扬出去，恐影响贵县长声誉，望请考虑。”

县长一听，深知其中的利害，态度大变，立即脸带笑容说：“那么依你之见需要本县解决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麻烦，住的问题，我已去关帝庙勘察过了，那里可以住下，只要请贵县搞几千斤稻草就行了。吃的问题，给以最低水平也就可以了，一般每人每天2角大洋（按当时浙江物价水平约可买2斤半大米），因为有老有小，男男女女，去皖南开荒，要走路，需要作具体准备安排，大概要在此地住六七天。伙食费由难民自己选出的管理人员来负责领取。”

县长听了觉得要求不高，也合情理，就同意了。根据时间算来，大队人员的来到，还得好几天。我趁这个时间到青田、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兰溪、寿昌等几个县政府里都去跑了一趟，以同样的办法同他们交涉，都达到了目的，几个县都愿意以每人每天2角、每县两天计算付现款。我提议把这笔伙食费用来包乘长途汽车，几个县就可不负责大队人员的接待工作，县里求之不得，纷纷表示愿意。这样，所有难民都可以坐汽车由温州经金华、寿昌到徽州了。这样既可减少疲劳又可加快速度。我完成各县接洽后，仍返回温州迎接上海来的难民，并到浙江省委刘英处作了汇报。

7月中旬，上海来的同志按原计划到了温州，住进了关帝庙。我和几位负责同志见了面，有汤镛、周林、林方（改名为方林）、黄浩、邢来、朱诚基、石甘棠等同志。从上海来的难民计有750余人，其中妇女约50人，15岁以下的小孩也有40 多个。我陪同汤镛到浙江省委去汇报了情况，刘英告诉说，军部已派了余立金和刘先胜两同志来温州负责接待。这样，第一批就按我原定的安排走了，我把他们送到金华后又返回来接第二批。

第二批计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商业职工，也有一部分工厂的工人骨干。他们跟随第一批的后面，约相差二三天。最后都顺利地到达了太平，由军部教导队的同志接待。

我回到云岭已是7月底8月初了。我向袁国平主任详细汇报了输送难民情况和林枫交代的全部口述内容和文件。袁主任听完后赞扬了我的工作。

以难民身份作掩护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许多同志，经过军部教导总队的短期集训后，被输送到苏南、苏北、皖南、皖北的武装部队里，成为军事、政治、后勤、医务卫生以及机关工作的骨干力量。大部分同志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锻炼，后来成为地方党政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这是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对新四军部队的一次重大支援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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