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张爱萍

我进入部队后遇到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就是我的老首长张爱萍将军。60多年前他教我学文化的情景、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教诲，让我永生
难忘。

一

皖南事变后，我在新四军第3师第9旅参谋处一科当勤务员。那时，参谋处因处长未到任，日常工作由一科科长王景坤主持。王景坤除了让我帮他做些勤务工作外，也常要我去给旅首长送报告、请示或其他文件。我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大首长，所以头一次去见张爱萍旅长还有点紧张，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后，身上直打颤。

张爱萍听门外喊“报告”的是小孩子声音，就打趣说：“是哪个‘老’八路来了，请进！”

我听了这话，就不那么紧张了。张爱萍收下我送来的文件后，亲切地问我：“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报告旅长，我叫胡奇坤！”“那好，从今以后我就叫你‘小胡’吧!”

后来，张爱萍一直叫我“小胡”，直到我70多岁、他临终前。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对他说：“您不能再叫我‘小胡’了，闹出笑话来了。”他问我：“什么笑话?”

我说：“王静敏同志从江西回北京，想找我打听一些老首长、老战友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打电话到解放军报社我的宿舍里。他拨通电话，一上来就问：‘你是小胡吗?’正巧，是我上中学的孩子接电话。孩子在电话里答应了一声‘是的’。王静敏同志一听不像我的声音，又追问了一声‘你是胡奇坤’?我孩子很惊讶地反问他‘你是找我爸爸吗?请等一下’，才来叫我去接了他的电话。”

张爱萍听完，大笑说：“王静敏和我一样都是坚持几十年叫你‘小胡’的‘顽固分子’了。不过，你来部队后是我看着长大的，这样叫你亲切，也反映了我们之间长期的友谊和感情。”

二

第一次给张爱萍送文件那天，当他听我说参军时只13岁、在家没上过几年学时，就跟我说：“日本鬼子侵略我国，犯下了许多罪行，除了农民不能种田、工人不能做工外，你们这些年轻娃娃也失了学，不能读书深造。我们抗日部队、革命军队就是一所大学校，在这里可以边抗日边学习。勤务员事情不多，可以挤出很多时间学习。跟天天要吃饭一样，人天天也要学习。当革命战士要学革命理论、学军事、学科学技术，没文化是不行的。你们现在年纪小，长大了要为党为人民做更大的事、更重要的工作，更要打好文化这个根底。古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个小娃娃不要贪玩，不要荒废光阴。”

我听出来他后两句话意有所指，是不点名的批评。因为几天前，下午搞完卫生后，我和四科勤务员邵振礼等几个“小鬼”在半城镇的街上闲溜达，正好被外出公干的张爱萍旅长碰到。我们几个想躲，但还是没躲过他锐利的目光。他回来后，可能把这跟司令部的指导员邓永清说了，要邓指导员抓紧我们这些“小鬼”的文化学习，别让我们胡乱跑。邓永清马上召集我们这些“小鬼”，要求我们每天做完勤务后，要坐下来学文化，还吓唬我们说：“哪个不好好学习文化，就开他的斗争会！”我们一听都吓坏了，此后都老实学习了。

张爱萍60多年前的教诲，指引我走上了一条好学上进的道路。当时由于年少贪玩，我根本没考虑过前途。张爱萍的话，使我认识到“少小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的道理。此后，我每天干完勤务工作，就在王景坤科长的办公室外面认字、写字。王景坤出来进去，经常会指导我。旅直属队的女协理员蔡德琪，也常来检查我的学习。张爱萍更是百忙中过问过我的学习情况。

当时，司令部驻在淮北半城(今属江苏省泗洪县)。半城东临洪泽湖，城东半边没有城墙，只西半边有一道土城墙（这也许就是“半城”名字的来由）。在半城，参谋处和张爱萍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和生活，我们和首长们天天见面，首长们也经常到参谋处各科交待和检查工作。有一次，张爱萍来找王景坤谈工作，见我坐在那里写字，就问我：“小胡，你学得怎样了？拿过来，我看看。”我就把课本和作业都递给他。他看了后说：“小胡，你学得不错嘛！你识字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往后可以练习写日记、学写应用文。”按他指示，此后，我每天记日记，又学写一些应用文，开始学习一些用词造句的常识，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但一开始也闹出过笑话。

1941年上半年，参谋处一科新来了两位参谋，其中李扶中同志平易近人、待人真诚，大家对他反映很好。另一个姓戴的参谋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对上级阳奉阴违，和同级关系紧张，对下级军阀作风，因此参谋处上下都说“这个人不好”（后来戴某果真当了逃兵）。他工作上不争气，却在生活上争高低。

按照分工，我的任务是负责一科室内外的卫生，照顾王景坤科长的生活，送送信件。科里别的参谋都一面工作、一面料理自己的生活，很少使用勤务员，唯独这个戴参谋官气十足，比科长使用勤务员还频繁。而且他对勤务员要求很高，有些要求在当时困难条件下无法办到。他稍不满意，就对勤务员吹胡子瞪眼。我被他多次无理辱骂，委屈极了，就写了一份反映戴参谋军阀作风严重的报告，交给参谋处技术书记杨新亚，请他转给上级。不知道杨新亚转给了哪位首长，只知道后来戴参谋受到上级批评，张爱萍也知道了这件事。

有一天，张爱萍在大院里见到我，没像往常那样大声喊我“小胡”，而是叫“‘兹有本人胡奇坤’过来”!原来他看过了我写的那份报告。那是我头一次向上级写报告。抗战初期，要学文化只有识字课本，没有语文基础之类的学习材料，学写作也没有什么范文可参考。我也不知道报告的起首语怎么写，只是常看到参谋处文书给下面单位开的介绍信，开头总是写着“兹有本部xxx同志前往你处……”字样，就乱用这种写法，用“兹有本人胡奇坤”给自己的报告开头。杨新亚看后，把这当笑话到处讲。张爱萍知道后，一面鼓励我能学以致用很好，一面又指出我用词不当。叫我过去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小胡，祝贺你，你会写文章了！”

我听后，很惊讶。接着，张爱萍说：“生活中，我们常碰到些激动的事，或是耳闻目睹一些周围的人和事。用口头方式讲给别人听，叫白话；若把谈话内容记下来、形成文字，语言通顺，层次清楚，就是一篇白话文。记日记和写笔记、介绍信、证明信、报告书、保证书都是应用文。书信的写法一般是先写称呼，再就是正文，最后是结尾。结尾写上自己名字就行了，就不要再在开头写‘兹有本人xxx’这样的词了。”当时我被一些人取笑，感到压力很大，而张爱萍这番话既鼓励了我，又指出了我写作不当之处，还教给了我学习的方法，坚定了我自学进步的信心，就像一场春雨滋润了我这棵成长中的
幼苗。

在张爱萍鼓励下，我坚持记日记、练习写作文。我的日记曾被宣传科赵易亚科长在旅直属队干部大会上表扬过。在半城期间，我还被评为学习模范一次。后来，张爱萍和王景坤商量，另找一个勤务员，而把我送到旅政治部宣传队(奋斗剧团)工作。这让我得到了进一步学习提高的机会。我从一个来部队时识字不多、写作文法不通的“小鬼”，到后来被调到多家报社工作，完全靠张爱萍的开导、培养。可以说他既是我的老首长，又是我的启蒙老师，没有他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

三

从此，张爱萍就和我这个小勤务员结成了忘年交。1941年底，张爱萍从9旅旅长升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从淮北调到苏北，有一年多时间。1944年9月，他调到4师，接替牺牲的彭雪枫，任4师师长；9旅也随之调归4师建制，张爱萍兼任旅长。我们在淮北重逢，都非常高兴。他握着我的手说：“小胡，你又长高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爱萍被调到华中军区当副司令员，我们9旅奉调北上山东作战，我又离开了敬爱的首长。

我所在的21军解放杭州后，在浙东南剿匪、守卫海防。张爱萍奉命担任华野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员，我们21军又在这位老首长的领导下战斗、工作。1952年2月，张爱萍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东军区参谋长，我则被华东军区政治部从21军拂晓报社调到人民前线报社当编辑。

1952年，张爱萍受命主持华东军区工作。5月，他即与唐亮等领导商量，以军区首长的名义，向华东部队发布了开展文化教育的动员令。6月，他又主持军区党委会，作出了要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的决定。他还亲自参加、主持了一些有助于文化教育开展的活动，推动全军区文化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我到人民前线报社后，被分配在中心工作组工作。当时的中心工作即文化教育，因此我和这位老首长的接触又多起来了。7月16日，军区直属速成文化中学开学，张爱萍亲自出席并讲话。8月5日，他主持了军区第三次文化教育工作会议。

1954年8月，张爱萍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陆海空三军渡海登陆作战，解放大陈列岛。同年下半年，我带《人民前线》记者组来浙东前线，报道这次三军联合作战。在工作中，我们经常得到张爱萍的指示和帮助，较好地完成了报道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任务。

1955年2月，我到北京报到，参加创办《解放军报》的筹备工作。3月，张爱萍到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被中央军委任命）。到了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1982年9月，张爱萍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1月，又被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曾题过好几幅字词送给我，其中一幅“龙虎腾飞”的字，一直勉励着我好好工作。我离休后，他还题过一首诗给我留存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