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革才能加快

在阅读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的《建议》时，看到在多次谈到“统筹城乡”、“城乡平等”时，前面都有 “加快”二字。这体现了党对农民的关心。大家知道，共产党的天下是农民打出来的。共产党是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政权的。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尤其是在进入改革时期，又是农民率先实行改革，由农村带动、推动、拉动出一个城市改革。中国共产党的两次辉煌都起于农村。共产党与农民血肉相连。
　　今天摆在我们农村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加快”？要加快，只有改革，全面地改革，深度地改革，甚至于还包括对过去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所谓“改革”进行改革。
　　第一，要确立“工业反哺农业”的理念。
　　现在有些人以进工厂、公司为荣。请问：工业从哪里来的？翻开社会发展史就会知道，工业是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工业是农业哺育出来的。工业是农业的儿子，农业是工业的衣食父母。因此，当工业化实现以后，工业一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扶植农村。这是历史规律。不这样做，必将受到规律的惩罚，必将在铁的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不这样做，就是“不肖之子”。
　　承认城乡二元结构，不是要巩固二元结构，更不是要用“二元结构”作为扩大城乡差距的挡箭牌和护身符，而是要缩小并最终消除二元结构。二、三产业是要大发展的，但是，不管二、三产业的比重有多高，那怕占到95%，它们也只能当老二、老三。居于第一的还是“一产”，还是农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吃饭不能都靠进口。我国城乡能有今天的稳定，立头等功的是粮食产量连续三年超过一万亿斤。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党中央、国务院之所以一再强调“粮食安全”，是有深刻背景的。如果粮食靠进口，一旦出于什么原因，进口不来，13亿人吃什么？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因此，重视农业、重视新农村建设，就是重视基础的基础；不重视农业就不仅是不重视农业这一条战线的问题，而是挖掉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是挖掉基础的基础的大问题。
　　第二，要确立“政府是为弱势而设”的理念。
　　治理一个国家，建设一个社会要靠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市场，三是社会组织。其中政府是主导。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市场竞争比体育竞赛要残酷得多。在体育竞赛中第四、五名失败了，并不一定会降低第四、五名接近前三名的地位，甚至在下一回的比赛中也不太会削弱其第四、第五名的地位。可是，市场竞争则未必如此。这次失败了，说不定会一败涂地。这次胜利了，意味着在下一次竞争中胜利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市场竞争会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因此，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为富人而设的。即使如此，在市场竞争中仍然不需要眼泪，这是竞争的特性。
　　不过，市场不需要眼泪，并不等于政府不需要眼泪。是人都有眼泪。凡有同情心的都有眼泪。在市场把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政府要出来协调、平衡。平衡不是平均。平衡还是让富人为富人，只是不要过于富裕罢了。征收所得税、物业税、遗产税、赠予税，推行低保、医保、老保、义务教育，都是为了协调、平衡，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世纪之交，四十多个国家在讨论“新公共管理”后，得出结论：“政府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贫富差距小有利于发挥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序和发展。为弱势不是不要富人，而是因为有市场在那一头为富人没日没夜地忙碌着，政府和社会组织就要更多地为另一端的穷人着想。政府不能直接插手企业，不应做直接政府。政府只能是用法律和政策管经济。官员对穷人敬而远之，跟富人打得火热，不足为训。把这种丑态说成不足为训是轻的，是要引以为戒的。
　　第三，要确立“为社会流动鸣锣开道”的理念。
　　社会是流动的。流水不腐。社会有流动才有变革。农民进城就是一种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既会改变城市结构，又会改变农村结构。社会流动看起来是量变，实则是会引起质变的量变。30年来，中国有一亿多（一说1.2亿，一说1.6亿）农民进城。他们在城里吃大苦，耐大劳，为国家城市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中国的农民还为城市化献出了一亿多亩土地。这一亿多亩全是良田。没有这一亿人、没有这一亿亩良田，城市化的目标就是空中楼阁。改革靠这一亿多人。开放也离不开这一亿多人。我们能引进那么多外资，靠什么？用许多官员的话来说，那就是：老外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廉价劳动力”是谁？主要是这一亿多进城务工人员。说实在的，在“劳动力”前面加上“廉价”二字，是对市场的亵渎，是对劳动力的剥夺。劳动生产率上去了，劳动报酬不能同步增长，这不是市场经济。中国的孙中山、美国的罗斯福都大喊“劳工神圣”。 神圣的怎么会反而变得不值钱了？就算他们是简单劳动吧，同复杂劳动相比也不至于那么悬殊！
　　这一亿多人进城了，我们在计算城市化时也都把他们“化”进去了。可是，他们是市民吗？不是。他们在生活上、文化上、政治上都在被原子化、碎片化、边缘化。城里人一方面是需要他们，与他们难分难舍，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过春节的时候千方百计要留住他们。另一方面，却歧视他们，排斥他们，不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甚至是制度性地限制他们的城市权。有专家统计，我国的城市化率高达46%，而实际上只有36—38%，因为其中有8—10%的外来务工人员不是市民。他们参与了共建发展，却难以共享发展。他们在城市是单向的服务者，没有人、很少有人为他们这些服务者服务。许多公共服务与他们不沾边。我们在调查中问他们愿不愿留在城市，奇怪的是，有40%多的人表示不愿意留下。再仔细了解，他们几乎全都想留城。他们之所以一开始回答不想留下，是因为他们不想留在歧视他们的城市，不肯在城里当二等公民。
　　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户籍改革问题。在昨天（28日）公布的党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中，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是值得庆贺的。关键是“符合落户条件”的“条件”不要太苛刻，不要层层加码。要知道，放宽户口政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再说，今天在城市里享有城市权、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乃至于市长，无不是从农村来的，无不是外来的。他不是，他祖父、祖父的祖父一定是。他们的祖父是不是也是进城二三十年以后还不是市民？不会的。说什么现在城市没有容纳这批流动人口的财力。这是借口。由于计划生育，城里的小学在纷纷关门。为什么不可以让“穷二代”进小学？外来人口有力量让城市更美好，城市怎么可能没力量让外来人口生活更美好？问题的实质是：财力往哪里投？问题是：当官的心里在想着谁？“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支农投入从“三个高于”、 “三个继续高于”、 “三个明显高于”到“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2009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比上年增长20.2%，达7161.4亿元。中央提高了，地方怎么样？
区域间的社会流动叫“水平流动”，更重要的是“垂直流动”，那就是提升这一亿多“城市进不去，农村回不了”的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社会地位。
　　第四，要确立“把社会还给社会（组织）”的理念。
　　现在有些政府官员也很委屈。他们够辛苦的了。不是他们的问题，咱百姓不该责怪他们的也责怪他们。我是多少了解些情况的，我也很同情这些好的官员。但是，仔细想下去，对他们委屈也有不值得同情的地方。谁叫你们包打天下的？谁叫你们充当“万能政府”的？你说你万能了，俺百姓不找你找谁？
　　政府是领导，不要把自己降低为“包工头”的地位。政府应腾出空间来，让社会组织大显身手。壮大社会组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农村改革的关键。目前政府的开支过大，下一步要压缩。即使从这个角度考虑，政府再不转变职能，再不把权力交给社会组织，岂不是要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社会组织不是政党，不是政府，是共同体，是自组织。自组织就是自力更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为社会奉献的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助手，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枢纽，能起到政府起不到、也不应当起的作用。在政府与群众发生矛盾时，社会组织是缓冲器，是安全阀。不要一提社会组织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法国的农会成立于1924年，同中国的农会差不多同时。法国农会80多年如一日，在表达农民意愿，提高农民地位，缩小城乡差距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各级农会的主席一定要由地地道道的农民担任。部分副职可由农业科研教育部门担任。这是发人深思的。
　　社会组织与人口的比例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程的标志。中国的社会组织纵向比是蓬勃发展，横向比少得可怜。我们在对待社会组织的认识上要解放思想，要松绑。比如，成立社会组织是不是一定要找个“婆婆”？是不是可以变审批制为登记制？只要松了绑，社会组织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我们相信，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的农民一定会把农村改革深化下去，一个农村美好家园一定会很快变成灿烂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