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百岁翁

　　张纪恩，一位以革命为终生职业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了七八十年，直到2007年7月9日，以百岁的高龄安详辞世。张纪恩生病住院期间，习近平、俞正声等领导同志曾先后前往探望、慰问。7月17日举行的追悼仪式上，张纪恩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张纪恩是个淡泊宁静、不慕名利的人，遇事低调，如果不是毛毛（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提起他早年在党中央机关的经历和某些不为人知的往事，这一“活的文物”多半不会出土，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
　　他与我是浙江浦江同乡，本家而兼世家。1907年，他出生于东乡礼张村的书画之家。他的父亲张爽甫是清末秀才，民国初年曾任县立浦阳小学校长，是当地书画名家。族叔张子屏是陈从周的美术启蒙老师；比他小一岁的小叔张振铎，是华中美术学院副院长。从兄张世禄是复旦大学教授、文字音韵训诂学者；另一从兄张书旂最出名，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百鸽图》为国礼奉贺罗斯福三次联任总统。纪恩自己也擅书画，精于鉴赏，因革命需要，从青年时代起就放弃个人爱好，改学了远非自感兴趣的法律，甚至长期从事印刷、出版、粮食、纺织、煤炭等工作，说穿了，都是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主要是情报、策反和社会上层统战工作。
　　他年长于我十四五岁，应该说是革命前辈了，但他不愿拘泥于世俗礼数，一直有说有笑，以兄弟相称。
　　我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重庆。当时他的合法身份是国民党的中国粮食公司专员、秘书之类，改用了张明静这个名字；组织上则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之前，我在乡下只闻其名，是国民党政府多年通缉的“赤色分子”，从没有见到过他。但我知道他是大革命时期在浙江省立一中上学时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的，1926年经同乡青年张新锦介绍加入共青团，回乡筹建第一个国民党县党部，他是组织部长。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在上海法科大学从事学生运动，不久调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秘书处文书科工作。先是做油印、药水密写和收发文件工作，同时与张越霞组成家庭“住机关”，保管文件，掩护中央政治局开会（张越霞也是我的“本家”，远房姐姐，小学老师）。后任机要处秘书、文件处主任，与周恩来、彭湃编在一个党小组。
　　1931年，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党中央机关暴露，张纪恩夫妇以“小开”黄慰慈、黄张氏的假名字同时被捕。幸亏事先早有防备，他们没有暴露正式身份，张纪恩只以“窝藏赤匪，知情不报”罪名判徒刑五年，张越霞无罪释放。1934年出狱，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宣布合作，举行大赦，张纪恩得以减刑，由堂兄、名画家张书旂（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保释出狱。他先后在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和上海党的文委工作。1940年，组织上调他去延安学习，经香港、越南到重庆候车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他又一次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在重庆见到他，纯属偶然。这里还不得不说说我自己的一段往事。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我还不是党员，在家乡浦江、金华一带参加救亡运动，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1938年武汉失守后，政治形势变化，国统区的民先组织被迫解散。次年秋天我打算去延安，又在西安受阻，饱受磨难，四处流亡，1945年经朋友介绍进入重庆《新民报》。我由自贡到内江时，邂逅在国民党部队第十汽车兵团当团长秘书的族兄张释玄。释玄青少年时就思想进步，与纪恩素称莫逆，也可能加入过共青团。我在内江玩了一些日子，与释玄无所不谈，还希望他能帮我在重庆找到党。释玄说：“这有何难。我介绍你去找纪恩。”我一听，喜不自胜，藏好介绍信，匆匆南下重庆。实际上我们还是头脑简单，过于幼稚，也有些冒失，不知这时候正是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和风传国共双方酝酿谈判前夕，以张纪恩所处环境复杂非同一般，任务十分繁重，更不喜欢有人去打扰他。他看了释玄的信，面露难色，拉我到旁边悄声说：“我很忙，这里也不方便，以后等我有空了再找你去。”送我出门时，他迟疑了一下，又关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认识石西民吗？你们都在报馆工作，可以去找找他嘛。”
　　重庆一见之后，直到解放初期我们才在上海见面。渡江战役前夕，我听说他仍在“粮食系统”，在镇江的一家面粉厂工作，显然这与解放南京、上海有关。后来才知道他是在中央军委和上海的联络部门工作。不过我与他取得联系时，他已“改行”，粮食不做了，由军管会财委、华东纺织部转到华东纺织局，任“机要秘书”。
　　不久他又改行，“由白而黑”，调任华东煤矿设计院副院长。我见到他时还讲笑话：“你简直是文武全才，多面手，什么时候又对煤矿有了研究？”他笑笑说：“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么。”
煤炭工业的管理体制后来又有过多次变化，设计院总院迁离，有关省市设分院，张纪恩先在上海，后徐州，再调合肥。“文化大革命”期间，以他这样经历的老干部受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有一年，我命在皖北插队落户的儿子去芜湖、合肥探望他。儿子后来告诉我说，看上去相当狼狈，他坐在贴满大字报的一间破屋里，大字报诬蔑他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潜伏在党内四十多年的大叛徒”。他须发蓬乱，面容憔悴，不许见客，不让说话，似乎正在生病……
粉碎“四人帮”后，他回上海恢复工作，但临近离休。我们住得较近，有了较多往还，但只是论文谈艺，很少谈时政。我也不大问他上世纪在上海、重庆的往事。他念念不忘的是张越霞，很想与之恢复二十年代的关系。越霞有姐在杭州开成衣铺，她常去杭州；纪恩也常去探望。越霞于三十年代与博古（秦邦宪）在延安结合，1946年丧偶，成为博古同志遗孀。张越霞1979年在北京病故。
　　张纪恩还有个心结，是一直盼去美国多年的兄长书旂能回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看看。四十年代他们通了许多信，建国后，音讯杳然了。1957年书旂在旧金山病故。他失望之余，仍想为《百鸽图》摄影，带回来出版，流传后世。这幅画当年是经蒋介石亲自题签“信义和平”四字，作为国礼由特使孔祥熙持赠三次蝉联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的。此画曾悬挂白宫，罗斯福身后移至罗斯福纪念馆。我曾在重庆报纸上见过此画。应纪恩之请，我在1979年写了一篇《被遗忘的鸽子》，介绍这幅名画，在《艺术世界》杂志发表。
　　1988年，纪恩出国旅游，并到美国小住。一天，他在纽约总领事馆阅览国内报刊时，忽见到有本新到的《邓小平画传》陈列案头。他很感兴趣，立刻仔细翻阅起来。多年前的往事一页一页都在他眼前重现了。邓小平24岁就当了党中央秘书长，是纪恩的上级。当年一同工作的老战友，包括邓小平早年的妻子张锡瑗，都是经常接触的熟人，但画册中只有卓琳不见张锡瑗，连个名字也没有提。他深感诧异不解，又有些忿忿不平。
　　大约是1989年的某日，他打电话来问我：“旧诗‘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是谁的诗？”我告诉他这是杜甫诗《佳人》中的两句，并反问他：“引用唐诗做什么？遇到什么不平事了？”他说，不要问，将来再慢慢告诉你。我知道他要“保密”的事很多，都不能问。
　　晚年，他懒得动笔，常常跑到我家来要我代笔，写这写那，或帮他修改一些其他人写的稿子。例如他早年的革命引路人张新锦牺牲六十周年时，他要我起草，撰写了张新锦烈士传记。又如1938年有位青年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又没有路费，纪恩脱下金戒给他，典当现款资助成行。当日原是说好将来赎出原物归还的，但其人从此在延安工作，几十年没有回家，金戒早已没了。为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要我为他写了一封长信，索取旧物。我猜想此一金戒可能是他与张越霞结婚时的婚戒。六十多年前的事了，教人怎么归还旧物！张锡瑗名字和照片不见于画册的事，引起他的愤慨，都可能是老头特有的一种偏执。
　　纪恩的信到了《邓小平画传》的出版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又由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同志。这时，毛毛在撰写邓小平传，一见此信，即专程南来访问几位老同志。上海市委组织部派两位女同志陪她登门探望张纪恩，解释了照片的问题，又请他回忆当年旧事，他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从这时起，这位革命老人隐居于淮海路闹市的寓所曝光。1992年前后，作家、记者纷纷上门采访，发表了“富有革命传奇色彩”的长篇访谈录、传记和“旧闻报道”。一时间，他成了名人，人们称他为“国宝”。1998年播映的《百年恩来》等文献纪录片，也频频出现他的镜头。
　　1980年，中央档案馆请他协助整理早年档案，对一大批早年的中央档案一一辨认记录文字手迹，对会议参加者签名，各人所作符号暗记，作了鉴定，费时三个月。1982年，他虽然办了离休手续，但不离不休，90多岁高龄仍在为党竭尽绵薄，忙忙碌碌不已。他凭借自己亲身经历，帮助党史征集和文物保管部门查明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遗址、接头地点，跑东跑西，几乎跑遍上海。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当事者、知情人踏勘核实，历史会发生无数“缺页”。
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还有许多，一言难尽。物质财富方面呢，几乎家徒四壁，自己生活简朴，有钱就化在有困难的同志朋友身上，他永远是个无产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他怀想多年的那一百只鸽子——《百鸽图》，半个世纪之后终于飞回来了：得到他儿子海天的美国朋友哈夫曼先生父子之助，从西雅图罗斯福纪念馆获得照相底片，于1997年在上海出版了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