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南北》我的良师益友

在我离休的第二年（1994年），有幸成为《大江南北》的一名编辑、记者。当时办公的地点是在徐家汇一幢极普通大楼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陈扬、唐功儒、周挺南等领导和三四位编辑在一起办公，我也在其中的一张办公桌前落座，开始了我的新生活。不久，编辑部就搬到陕西北路835弄6号底楼办公，与里弄居民作邻居，但也算有了两间办公室，面积总共也未超过40平米。
　　然而，令我思想震撼的，不仅仅是编辑部人手少、硬件差、环境艰苦、经费短缺，更重要的是我相处在一个特殊的集体中，这个集体有几个显明的特点：其一，挂帅的领导年龄大、资格老，有丰富的办报刊的经验，而且有十分执着的热爱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其二，机构小而精，层次少而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切，可以随时交流切磋，平等相处；其三，大家的工资待遇，除在编的外，返聘的一律每月只拿80元钱，后来加到120元，被戏称为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这在其他单位是很少见的。我在这样的集体中工作，思想上所受的教育，胜过进党校学习，胜过读十年书。领导同志潜移默化的影响、身教言教的作用，为我离休以后的生活道路奠定了正确的政治导向，使我领悟了珍贵的人生价值。这里特别要提的是社长陈扬同志，他曾经是我在《华东通讯》工作时的领导，又是我任《社会科学报》副主编时的特邀顾问，现在又再次成为我的老师，依然是对我严格要求。在工作上，他运筹帷幄，牢牢把握刊物的政治方向，使其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殿堂；他充分利用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源和良好的人脉关系，他充分发动各地联络站工作同志的积极性，使杂志的发行量稳步上升到13万份。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既抓行政，又管业务，在办公室的时间最多，工作的时间最长，出差的任务最重，但却乐此不疲，把自己无限好的夕阳奉献给他所热爱的事业。2009年9月，他被表彰为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值得学习的。
　　1995年秋，由于健康的原因，我按医生的嘱咐，主动请求离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个忠实的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仍然时刻关心《大江南北》的发展与变化，欣喜地得知它从双月刊改为月刊，从小开本改为大开本，读者由中老年向青少年延伸等等。而我自己也在为《大江南北》撰稿的实践中，得到极大的帮助和提高。屈指算来，我先后在《大江南北》上发表了24篇文章，从第一篇《“周总理的热泪动我心”——记新四军老战士夏正言在延安的经历》，到最近的《女中豪杰何香凝》，我感到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对题材不断提炼、不断升华的过程，更是一个尝尽甜酸苦辣、艰难跋涉的过程。
　　记得1994年我刚到《大江南北》不久，利用去西安参加全国学术会议的机会，顺路到延安去作了一次采访，带回一本厚厚的笔记和一大堆书面材料，还照了不少相。应该说，夏正言同志在延安的事迹是感人的。但拿起笔来，却无从下手，第一稿写得很苦很累，而且没有通过，主要的毛病是主题不鲜明、材料平铺直叙、人物形象没有立体感、重要细节未展开等等。是周挺南老师帮我拎出了鲜明的主题：“周总理的热泪动我心”，把夏正言灵魂深处的思想、工作动力点出来了，按照这条主线把人物形象个性化地、用大量事实和行动来表现，经过用心修改以后的第二稿，顺利通过了。尽管过程是苦涩的，但结果是甜蜜的，我从中尝到了初步的甜头，使我一步一步领悟体会写作的奥秘。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磨练，我在写《让生命与“大江”一起奔腾——访上海大江集团公司董事长杜述古》一稿时，就感到轻松多了。当时搜集的材料相当丰富，采访是在陈扬社长亲自带领下进行的，涉及主题思想、精神核心、生动事迹、社会价值及场景感受等等方面，都在现场的访谈中逐步明朗，加上返程中陈扬社长的点拨，我已心中有数，信心十足了。我只花二三天时间就把稿子写成了。
再到我写《无私奉献  一尘不染——纪念邓颖超大姐诞生104周年》时，不谦虚地说，不但轻松，而且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此文还得了优秀奖，给我很大的鼓励。我要深深感谢《大江南北》对我政治和写作上的诸多帮助。《大江南北》，我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