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流逝，敬爱的父亲杨洪才离开我们已有23个年头了，今年3月是父亲诞辰百年纪念日，作为儿子撰写此文，回忆父亲部分革命经历和往事，以表达深切的怀念。
父亲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英勇奋战，是勇往直前的战士；在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养育7个儿女，是严父和良师。
一
父亲参加革命后，曾五次因战负伤。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33年春天第四次反围剿时，在江西东坡黄坡战斗中，腰部负手榴弹片伤，伤势严重，于第二天才被从死难战友中抬出，送到红军第五后方医院抢救治疗，因条件所限，留有弹片未能取出，伤愈后残疾，并因此未能参加长征，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1947年，父亲带着“七战七捷”中邵伯战斗的硝烟，赶赴华野最年轻的劲旅13纵39师出任副师长、代师长。后因患肺结核，他在胶东保卫战结束后，到华东军区医院治疗。
1949年5月解放大上海的战役打响后，在医院的父亲再也住不下去了，匆匆南下来到上海，通过华野司令部寻找已由13纵改为31军的老部队，没曾想却被负责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陈毅司令员硬是留下来，参加军管会的接管工作。陈毅任命父亲任嵩山区接管专员，后担任嵩山区区长、上海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副参谋长。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父亲再次萌生了重返部队、赴朝参战的心愿，华野9兵团也给上海市委组织部发来商调函召唤父亲赴朝参战，但从工作需要和父亲身体状况考虑，陈毅市长没有批准，父亲归队的心愿未能实现。
1955年军队实行军衔制，一些老战友来家里看望我父亲时都说：你是1930年的老红军，抗战时期的副师职干部，屡立战功，要是还留在部队，至少应授予少将军衔。父亲却说：“在部队在地方，我老杨一样为党工作；授衔不授衔更没有考虑过，只是因为负伤不得不过早离开生死与共的英雄部队，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遗憾！”
二
我从小听母亲说，父亲在战争中是相当英勇的，当年在苏南太滆地区抗日的事迹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气急败坏的武进县日伪政府曾用40万“国币”悬赏捉拿父亲。在苏南太滆地区，他们虽然遭遇日伪敌军的多次围剿，但在群众的掩护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新四军插在敌人心脏附近的一把尖刀。
小时候，父亲最喜欢给我们讲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故事，与我家来往最密切的叔叔阿姨，几乎都是军人。这些往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热爱解放军的种子。所以每当父亲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都会不假思索回答：“当解放军！”父亲对我们教育很严，从我们上学以后，每当我们与邻居的孩子发生矛盾，他总是教育我们要懂得谦让，懂得互助友爱，主动向别的小朋友道歉，再续友好。当我们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他总是严肃批评我们不用功，不懂事，还把自己小时候家里贫穷，吃不饱饭，读不起书的故事说给我们听，他17岁不到就开始出来当挑夫，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告诫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父亲的耳提面命让我明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我牢记父亲的教导和自己童年时的理想，初中后开始刻苦学习。在上海五十四中学初中毕业时，我一跃而成为班级前两名的优等生，考取了重点高中上海中学，再经过高中严格的三年住校学习，我不仅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还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当一本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不仅给我带来了欢乐，给父母带来了欣慰，也给兄弟姐妹们带来了激励。
我参军读大学一年后，正遇到“文革”浩劫的开始。全国上下学生都停止了学习。从1968年征兵开始后，我的兄弟、妹妹也相继参军入伍，在部队这所革命的大熔炉锻炼，分别在新疆、山西、安徽、福建等地接受了艰苦的野营训练、农场劳动、专业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
我由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军区50军149师156团当兵锻炼。在特务连侦察排的日日夜夜，我牢记父亲的教导，始终以普通一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部队党组织根据我的突出表现，在我下连锻炼刚满10个月，即于1969年6月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我随149师进藏平叛，次年提干。在西藏工作的7年中，我都扎根基层，经历过高山反应，跋涉过冰水河，洗过雪水澡，烧过炭，种过菜，为藏族战士输过血。我默默工作着，因为我知道父亲总是在深情地注视着我。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父亲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始终服从大局，战斗在最危险、最艰苦的第一线，他这种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一直是鞭策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在这种异常艰苦的环境里，父亲总是鼓励我要经受住生活对自己的历练。他教育我们，在战争年代里，尤其在瑞金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根本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每次战斗打响后，父亲想到的仅是今天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争取多打胜仗，多缴获，把革命的红旗打下去，让我军队伍壮大起来。他还对我们说，想想牺牲的战友，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十分幸运了，还有什么想不通，还有什么利益不能放弃。俗话说得好，“心高天地宽”。父亲这些教导正是我们摒弃畏难情绪，置身于更高思想境界，克服重重困难的原动力。
在父亲廉洁奉公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全家子女都自觉遵从父亲的意愿，甘于清贫，坚守在各自单位，兢兢业业地工作到退休，无一人敢以他的名义、影响和人脉关系下海经商。
三
父亲一直与家乡以及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保持着深厚的血肉联系，与老战友们保持着深厚的战斗情谊。
1949年刚进上海的时候，父母亲将革命烈士费慎祥的子女费一平、费元平从无锡农村接到上海家里来住，虽然家里已有5个子女，父母亲仍将这对烈士子女当作亲生骨肉，克服困难将他们抚养成人，在上海安居乐业。
在湖南老家，父亲有一位堂姐，幼年时扶持过他，革命时掩护过他。父亲遵照“长姐如母”的古训，年年给她寄钱。直到父亲弥留时还嘱咐我们以他的名义给老人家寄钱，直到为她送终。
在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亲的工资加起来不过400多元，粮食靠定量，全凭母亲操持这九口之家，我们都处在发育期，饭不够吃，又无油水，包括父亲在内全家都患上了“浮肿病”。父亲又是打死他也决不向组织伸手的人，真正愁死了母亲。从湖南老家、太滆老区络绎不绝地来了许多名为探望、实为逃荒的乡亲。父亲二话不讲，热情地接待他们，留他们在家里居住数周甚至数月，帮助他们、接济他们。父亲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掩护就没有他杨洪才，我们难，他们更难，有我们吃的就有他们吃的。他们来了我们必须热情招待。
父亲与众多战友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兄弟般的深情厚意。这些老战友从外地来到上海总不忘来看望父亲。在“文革”动荡的岁月里，父亲以满腔热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外地来上海的战友及子女。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为避难、治病、找工作而来的。1967年夏天，我家里接待居住的客人最多时竟达到13人。
对身处逆境的战友，父亲总以他独到的方式呵护之。解放初期，受“潘扬冤案”连累，嵩山区公安分局局长戴启诚叔叔，被贬到苏北大丰劳改农场任场长。那时的劳改犯是国民党特务、兵痞居多，这个场长属于“高危职业”。戴叔叔赴任前，父亲把珍藏的军用望远镜和一支双筒猎枪送给了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大家伙管用。父亲的话语温暖了戴叔叔一辈子。
四
父亲后半生几乎是无可奈何地卷入到另一个战场，即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抗争。由于肝硬化腹水而引起过三次重度昏迷，医院都开出了病危通知。每次在紧急关头，能干、贤惠的妈妈不眠不休地守在爸爸身边，亲自细心照顾，觅来民间秘方，制作大蒜糖浆给父亲外敷，才缓解了肝腹水顽症，转危为安。现在想想，父亲能与绝症周旋20多年也算是奇迹。
父亲离休后，坚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落实政策期间，父亲曾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伤害和错误处理的同志，以及在战争年代由于支援我军作战而受到重大经济损失或受到伤残未得到补偿、当前生活又比较困难的许多老部下、老同志写证明材料，敦促当地政府为他们落实政策、改善生活。父亲仍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撰写并提供多篇革命回忆录，到各地出席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他曾向家人表示，在他过世后，要把他的骨灰送回太湖马山安葬，和马山战斗牺牲的战友埋在一起。那里是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根据地，也是他和母亲结婚的所在地。
1989年11月，父亲被诊断罹患肠癌，转移肺部，胸腔积水，病情发展得特别迅猛，从住进医院到病故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是78岁。
在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的松柏格外青翠寂静。父亲遗体火化后，我们从骨灰里找到了战争年代遗留在他体内的三颗弹片。伴随父亲终生的弹片，不仅给他带来肉体的痛苦，也为他留下过早离开军旅的遗憾；伴随父亲终生的弹片，同时也彰显了他忠于革命的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