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八国联军侵华的痛史

风起云涌的义和团，八国联军出兵中华的口实

　　1900年，正当人类迈向20世纪的跨世纪之交；巴黎世博会在那年盛大开幕，彰显了人类对新纪元的信心满满。但，也正是这一年，在中华大地愈演愈烈的义和团运动，最终成为西方列强联合出兵侵华的口实。这既是中华的一段痛史，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耻辱：弱肉强食，人性之恶的大暴露，它警示我们国际社会的公道正义、人类的向善之心是多么脆弱。
　　1897年春，梅花拳（义和团前身）拳首赵三多受邀率众到冠县梨园屯，为反对教会强占庙产而“亮拳”助威，此为参与反教会斗争之始。翌年春，梅花拳为避官府迫害，改称“义和拳”，公开打出“灭洋”的旗号，并由此衍生出“义和团”之名。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外国势力侵入中华的抵抗情绪在与日俱增，终于在19世纪末汇聚成一股愤怒的时代洪流。
　　清廷的招抚，为义和团进驻北京、天津铺平了道路。
　　各国公使于5月19日对清政府发出了类似最后通牒，要求严禁义和团，限24小时答复。前此一月多，英、法、美、俄等国军舰已在大沽海面组织了武装恫吓活动。以保护使馆为由，列强调兵登陆进京计划也终于付诸实施。5月31日，第一批由英、美、意、法、俄、日官兵356人组成的“使馆卫队”开进北京城。其后，列强的援兵络绎而来。6月10日，英国驻华舰队海军中将西摩率英、美、奥、意、俄、法、德、日八国联军2000多人从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列强决意在中华“首善之区”炫耀武力，而此前陆续开进京城的近1000人外国军队实际上成为八国联军的先遣队。
　　廊坊袭击-大沽炮台陷落-克林德事件-慈禧宣战-血洗津门
　　西摩率领八国联军从塘沽坐火车来到天津，随后强占机车，向北京进发。原以为可到北京用晚饭，但因为京津铁路沿线被各村义和团拆毁破坏，联军只能走走停停，不时修复路轨。6月11日晚，抵达廊坊车站，发现前方的铁路破坏严重。翌日上午，正当联军全力修路之时，义和团对他们发起了猛攻。
　　持续两日的廊坊之战，让八国联军见识了义和团的英雄气概，但也使义和团遭受了巨大的牺牲。正当西摩继续进兵之际，传来了落垡被义和团控制的消息。为了确保联军退路“廊坊—落垡—杨村”一线的畅通，西摩率英军回师落垡，后又决定改道绕至北运河，由水路直抵通州，进取北京。6月16、17日两天，部分驻守廊坊的联军撤回杨村。18日，董福祥的甘肃军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向廊坊发起了猛烈的冲锋。西摩不得不派兵驰援，并由此打消了由水路进兵通州的想法，决定退回天津加以整顿。
　　这是一次令联军刻骨铭心的败退，沿途遭遇甘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以及义和团的袭击，军心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西摩率部龟缩于距离天津城8公里的西沽军械火药局，还是派汉奸送信给天津租界内的联军，援军赶来，这才算解了三天之围。
　　就在西摩之军败退之际，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列强联合舰队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旋即于6月17日零点50发动了猛烈进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由此正式揭幕。因北洋海军提督叶祖珪禁止开炮还击，清朝4艘鱼雷艇尽被敌舰掳去。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命令属下坚守炮位，奋力还击。怎奈孤军无援，西北炮台、北炮台、南炮台、新炮台相继失守。
　　从6月上旬起，义和团纷纷涌进京城，到下旬多至十数万人。对此，清政府惟恐变生肘腋，慈禧也是举棋不定。从6月16日至19日，清廷连续4次召集御前会议，商议主战主和之事。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各国勒令慈禧“归政”的照会，深深伤害了西太后的自尊心和权力欲，将其重重地推向了主战派的一边。19日，大沽炮台危急的奏报飞报入朝，列强联军发出的“最后通牒”更令慈禧无法接受，她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作出宣战的决定，并有意命令主和派许景澄前往通知各国公使限24小时内出京。
　　各国公使请予缓期出京，请与庆王、端王晤谈。见面未成，德国公使克林德无法忍受清政府的强硬态度，径往总理衙门理论。途中正遇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队巡街，抬枪欲射，克林德先放一枪，恩海躲过，还击一枪，结果了克林德的性命。前此，另有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为甘军所杀。这两个事件，进一步恶化了事态。
　　但在当时，战车的制动阀似乎还操在慈禧的手中。然而，6月21日，大沽炮台陷落的确切消息飞报入朝。八国联军赤裸裸的侵略彻底激怒了慈禧，“非衅自我开”，“战衅由各国先开”，于是正式发布了向列强宣战的上谕。翌日，慈禧还命人贴出生擒洋人有赏的告示。此后，义和团围攻教堂与使馆的行动得到了清朝的奖赏与支持。然而，无论是攻打西什库法国天主堂（俗称北堂），还是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皆是久攻不下。慈禧、荣禄的主战心愿也就不再那么坚决，有意明攻暗保，留作转圜的余地。7月3日，清廷甚至对日、美、法、德发出了秘密乞和的国书。
　　此时，天津的战事日趋惨烈。从6月29日起，义和团对天津租界紫竹林、老龙头火车站频频发起旋风式攻击，清军也投入了战斗。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天下第一团”首领张德成还用上了“火牛阵”。7月6日，聂士成的部队在天津小西门击退联军。9日，联军大举反扑，聂士成为国捐躯。
　　天津危在旦夕，守城清军的宋庆部有意“剿团求和”，开始屠杀义和团。7月14日，八国联军由南门攻陷天津。侵略者将一腔怒火宣泄在天津百姓的身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无差别杀戮。据载，“天津城内情形，伤心惨目，殊非笔墨所能尽述。街巷间尸骸横陈，多以千计，更为烈日所晒，致均腐烂不堪。城内尚在焚烧，夜间火光熊熊，照耀旷野，倍觉凄惨。”这是7月20日的情形。伴随残酷的复仇屠杀的还有公然的抢劫、纵火、强奸等罪行。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殖民机构“都统衙门”，大肆搜捕镇压义和团。经此烧杀掳掠，原有100万之众的天津只剩下了10万居民，除了大批逃难者劫后余生之外，余下的天津居民皆成为八国联军罪行的牺牲品。遭此浩劫，繁盛一时的天津血腥满城，百业凋弊，哀号连天，民不聊生。
　　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北京帝都沦陷敌手
　　天津陷落后，主和派许景澄、袁昶上疏弹劾徐桐、刚毅等人崇信义和团邪术，肇衅祸国，请旨惩办。慈禧倚重李秉衡新到的勤王之师，将许、袁二人正法，时为7月28日。
　　八国联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地从日本、美国、德国，以及印度、越南、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殖民地赶来。联合武装力量日渐强盛，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他们选定德国元帅瓦德西为联军总司令。8月4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开拔，向北京进犯。在此后的八九天中，联军先后战败马玉昆部，占领北仓；击败宋庆部，占领杨村；击溃李秉衡部，进占河西务，并乘胜追击，占领马头。清军屡战屡败，开始溃不成军。联军进至张家湾，勤王之师不战自溃，李秉衡服毒殉国。8月12日，以日军为先锋的联军在未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通州。此地西距京城不过20公里。
　　8月13日，联军分四路向北京进发。在北犯过程中，德、奥、意小部队撤回天津镇守，因此抵达北京城下的只有英、美、俄、法、日五国兵马。他们约定8月15日凌晨一起攻打北京东城，但是联军各路贪功心切，希望能够偷袭得手，故此俄军抢先进兵，日军急忙跟进，攻城战在14日凌晨就已打响。四路攻城部队，以日军位置最北，主攻朝阳门；俄法攻取外城城门东便门后，绕至内城之南，攻打崇文门。这两路都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军将部队拉至外城北墙之处，那里竟然出现了一段无人防守的空白地带，美军侦察兵攀登而上，将一部分士兵拉了上去；另一支美军则突入东便门，打进了崇文门。
　　各路攻城部队以英军得手最为轻巧，他们用大炮轰开外城广渠门，因守军被调往北面内城阻击日俄进攻，所以未遇激烈抵抗。于是，部队沿大路西进，不久分兵两路：一路向南进攻外城的天坛；一路朝北，前往内城下御河的水城门。根据英国公使密信提供的情报，向北一路顺利地找到了水城门，砸开了铁栅栏，下午3时部队涉水而入，成为八国联军中最先进入内城和使馆区的队伍。两小时后，美军也沿此路线跟进。
　　8月15日凌晨，慈禧以农妇装扮，挟持尚未改装的光绪，以及妃子皇族等人一行，由神武门出紫禁城逃难而去。在出宫之前，珍妃成为慈禧泄愤的对象，被投井赐死。慈禧车驾一路北行，由地安门出皇城，由德胜门出北京城，随后西行至颐和园小憩。不久，往京西昌平方向仓皇奔逃，出居庸关，经怀来、太原等地，10月26日，最终驻跸西安。
　　攻进内城，解了使馆之围后，美军率先攻打皇城，俄日法三军也参与进来，很快占领了皇城。8月16日，联军与清军、义和团在北堂发生激战。北堂之围的解除，标志着北京攻防战基本结束。后续联军纷至沓来，瓦德西也亲率重兵从德国本土匆匆赶来，现在是抢夺胜利果实的最佳时机。
　　“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枪杀、炮轰、刀砍、棍击、烧死、吊死、勒死、奸污致死，“其死法有十一二种之不同，令人憎恶，均变成极丑之像”。官衙、民宅、寺庙，“火焚数千万户，昼夜烈火腾腾”。烧杀奸淫之外，劫掠更成为联军的重头戏。瓦德西承认，从8月16日至18日，联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皇宫紫禁城被联军“保护”起来，其实是以“参观”名义，优惠各国军官和使馆人员进宫劫掠。一般士兵只能偷偷潜入行窃，遇见岗哨，只要以枪相指，必不会留难。南海、中海、北海等御苑奇珍被窃掳殆尽，圆明园包括颐和园在劫难逃，官衙府第被抢掠一空，古观象台的贵重仪器亦遭洗劫，联军的黑手还伸向了商号细民的财物。
　　中华帝都陷落敌手，在近代世界史上恐怕只有巴黎曾经蒙受这样的耻辱。对于老大中国而言，这已是第二次惨痛的经历。
　　议和苦果与《辛丑条约》
　　8月20日，逃难中的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有关议和事宜，清政府则悉数托付给了老迈的李鸿章。以战求和，原是慈禧的本意，10月11日李鸿章抵京，和战局势已然大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联军占领山海关、秦皇岛，且有意南侵保定，西犯山西，东逼山东，北犯张家口。面对不惜扩大战争的列强联军，这位议和全权大臣的回旋余地小得可怜。
　　在惩凶、赔款等问题，列强存有分歧。英国认为维持光绪傀儡政府对自己较为有利，因此反对将祸因牵扯到慈禧操控的清政府身上。沙俄出于独霸东三省的图谋，暗中以支持慈禧为交换条件与李鸿章交涉。李鸿章已得到荣禄的指示，只要保住慈禧，其他一切皆不重要，于是有意结好沙俄，通过它在列强中游说成功。
　　从10月25日起，出兵的八国列强，再加上使馆受到攻击的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开始磋商议和方案，终于议定《议和大纲草案》。其中索赔款项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四厘息，本息合计达9.8亿余两白银。再加上各省府州县分别赔付当地教会的钱款2000多万两，赔款总数当在10亿余两白银。清廷并无异议，终于签订了此“草案”。
　　根据议和条款，必须在克林德遇害处建立碑坊一座；对于杉山彬的被害，清朝特派专使携国书前往日本谢罪。此外，还必须惩办“祸首”。山西巡抚毓贤、刑部尚书赵舒翘、庄王载勋、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被赐死；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遭流放；已经身亡的刚毅、徐桐、李秉衡等还受到革职、斩监候等判处。1901年4月1日，列强又开列惩办名单，清政府只得加大处罚力度，前前后后总共惩处县以上官吏126名。待一切善后处理完毕，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列强各国全权代表正式签订《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因当年为农历辛丑年，故此约通称为《辛丑条约》。
　　“九七”国耻的终结
　　《辛丑条约》的签订，为中华民族套上了沉重的经济负轭和精神枷锁。庚子赔款、克林德碑、东交民巷使馆区允许驻外国兵，尤其令华夏民族为之蒙羞。为此，《辛丑条约》的签约日期“九七”成为新的国耻日的代称。
　　在庚款赔付的过程中，由于大清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交涉，美国从1909年起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中国教育文化基金。美国行为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1924年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随后法日英比意荷等国也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只有日本分文未退。
　　克林德碑于1903年1月竣工，一直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标志。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消息传来，此碑立时被北京民众拆毁。翌年，协约国出面，要求德国将拆毁的牌坊修好，移至中央公园（后改称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坊。1953年，亚太代表在北京召开和平会议，议定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
　　东交民巷在《辛丑条约》后成为列强使馆的专属区，各使馆不仅趁机扩大地盘，驱逐民众，而且据约驻兵防守，俨然国中之国。这种反常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庄严宣布，中国将无条件收回东交民巷使馆界内的一切外国兵营所占用土地，并征用其上的一切建筑。1月14日至16日，随着法、荷、美占用的兵营土地被一一收回，八国联军侵华留下的“兵威”终于被驱逐出中华大地。
　　耻辱的历史虽然无法抹煞，但是知耻近乎勇，一个民族的自强自厉自新的机遇就孕育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