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渭清叔叔

　　江渭清叔叔、徐敏阿姨和我父亲袁国平、母亲邱一涵都是湖南同乡，他们和我母亲还都是平江人。
　　渭清叔叔曾经告诉我，早在湘鄂赣革命时期他就和我父母战斗在一起，1930年红军第一次打长沙时，袁国平就是他景仰的人物之一。后来在新四军他们又一起战斗在大江南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南京一解放，母亲随军南下，我就被寄放在渭清叔叔家。由徐敏阿姨带养和小林（江旅安）哥哥作伴。后来我母亲和渭清叔叔、徐敏阿姨都转业到南京市委，江苏恢复建省后他们又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他们都是省委常委。渭清叔叔任省委第一书记，我母亲任省监委书记。自1949年开始，我们两家就住在一起。进驻南京后我们搬了无数次家，但不管搬到哪里我们都是邻居。有的地方院子还是相通的，我经常到他们家去吃饭，叔叔阿姨也时常来找妈妈谈事情，特别是徐敏阿姨，常常和妈妈谈到深夜。我那时还小，不太懂事，但是我知道我妈妈是她最信赖、能够倾吐心声的知己。我们真像一家人，京剧《红灯记》中的那句台词“拆掉墙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好像就是为我们两家写的。
　　1956年，我母亲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江苏省委常委会决定我由渭清叔叔代管。徐敏阿姨在家里亲自为我安排住的房间。渭清叔叔对我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虽然你喊我叔叔，我承担的却是做父亲的责任。”这样，我就成了江家一个不姓江的儿子，得到的却是比儿子更多的关爱。
　　记得母亲去世不久我就得了肺结核。为了保证营养，徐敏阿姨专门为我订了牛奶，渭清叔叔还常常从他吃的胎盘中分一碗给我，怕我不吃就告诉我“这是牛肉”，并说养好病最重要的就是营养和休息。他要我按时作息，不要到处乱跑。我小时自控力差，他们的话往往左耳进右耳出，到处玩耍。有时也跟小林哥哥出去玩。渭清叔叔怕讲多了我接受不了。于是，小林哥哥就成了替罪羊。记得一次我们晚上出去玩得很晚才回来，渭清叔叔劈头盖脸就把小林骂了一通。
　　渭清叔叔还经常用父母亲的事迹教育我，告诉我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他曾说：“卫士连的职责就是保证首长的安全，而你父亲为了不当俘虏、不连累大家，对自己开了枪。”“为部下自尽，世上少有！”“人要是都像他那样，处处都能为别人着想就好了。”
　　后来，我给军委迟浩田副主席写信，希望为父亲袁国平立传并对他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想将信请渭清叔叔看一下，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他一面看一面连声说好，接着就在我的名字下面签上了江渭清三个字。这样，原来我给迟浩田同志的信就变成了我们两个联名为我父亲袁国平立传的报告。后来楚青阿姨（粟裕同志夫人）告诉我：“迟浩田同志要我转告你，他说：‘小袁的报告我已批了，这个事情早就该办，因极左思潮的影响耽搁了。告诉他，我在项英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是中央精神，不是我个人意见！’”当我向渭清叔叔转报时，他十分高兴地说：“浩田这样做就对了嘛！项英是有错误，对皖南事变造成的损失是有责任，但毕竟还是伟人、是革命战士，是有重大贡献的嘛！”又说：“你父亲有才华、有本事，兢兢业业做事情，对新四军、对革命的贡献多大啊，哪个不佩服！只让他当一个政治部主任，却要他去陪绑负全军的责任，他的功劳全给忘了，不公平嘛！”
　　“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渭清叔叔在北京中直招待所接受审查期间（其实是被周总理保护），还是在湖南马王堆休息的时日，以及退休后回到南京的日子里，我们接触得就更多。我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接受他更深刻、更具体的教导。渭清叔叔除跟我讲我父母以外，也跟我讲毛泽东、周恩来、讲陈毅、粟裕，也讲钟期光、傅秋涛、陶勇、惠浴宇……他还特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对同志、对战友的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牺牲一切为革命的奉献精神。叔叔还常常在我工作、生活中为我排忧解难，也为我的点滴进步而甚感欣慰。当听说我工作中取得成绩，获得国家级、军队级的奖励时，为我题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鼓励我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就事业，走父辈的路。
　　父亲袁国平去世时，我只有八个月，一度在湖南老家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7岁回到母亲邱一涵的身边。仅仅10年，也就是我17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积劳成疾离我而去。是渭清叔叔给了我父亲般的教诲，徐敏阿姨给了我母亲般的关怀，我从小林哥哥、阿毛妹妹那里得到的是手足情谊。渭清叔叔临终前还对我和小林说：“你们应该是亲兄弟！”
　　小林夫妇确实像亲哥、亲嫂那样关心我，无论是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还是生活中遇到了麻烦，他们都是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亲自帮助解决，真正是无微不至，使我们一家都感到欣慰、感到亲切。记得我儿子雪雪小的时候，我们有事就把他往林兄家一放，有时他们也没空，他们仅比雪雪大两岁（约十岁左右）的女儿丁丁俨然负起了做姐姐的责任，我们的友谊延续到了第三代。
　　江渭清叔叔永远活在我心里，怀念到永远！